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鹏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传统中国的前列,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倡导变革现实,究心边徼舆地学,主张移民实边进行国家建设,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危机,其中的边疆建设事关全局。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魏源同时并重的塞防和海防历史空间涵盖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正是在鸦片战争所导致全面爆发的边疆危机背景下,“龚魏”倡导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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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从中外一统之盛世到“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了传统中国的前列。龚自珍和魏源师从刘逢禄研习春秋公羊学,探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道光初年,京城形成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论题的师友交游群,随后,魏源和龚自珍订交加入西北史地交游活动。①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和魏源参加会试同时落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并称龚自珍和魏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②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交往日密,友谊日深,魏源曾致书龚自珍坦言“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③龚自珍和魏源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并且“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④魏源在龚自珍去世后为其审定遗文,又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⑤可见两人的经世之学有从经学、舆地学到西学的共同轨迹。龚自珍和魏源的学风相同、旨趣相投,“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⑥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相交执友,共同批判现实,倡导变革,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而在“龚魏”的历史世界中,边徼舆地一时成为中西交冲的中心。

      晚清学人已经开始对清代学术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把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归入史学家学术门类,而龚自珍、魏源则归入经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家学术门类。⑦梁启超指出今文经学之启蒙首推庄存与,刘逢禄继有发明,龚自珍则开启了晚清的思想解放,魏源更是破除二千年来文论的束缚,“龚魏”开启了从经术到政论的学风。⑧“龚魏”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根本,以边徼舆地学为良方,经世济民以治国平天下。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将“龚魏”分割开来论述。⑨实际上,“龚魏”的舆地学是“四裔之学”,并不限于西北一隅,并且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共通识见。龚自珍和魏源有其独特的经世边疆建设方略,他们对边疆的战略关心从亚洲腹地边疆转移到海洋边疆。⑩从“庄刘”到“龚魏”,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自成一系的学术演变,使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导致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陆海边疆危机是内外危机的交汇点,“龚魏”对陆海边疆危机的回应是全局性的。龚自珍和魏源所处时代面临传统王朝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他们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来解决“西夷”变夏危机是有限的。(11)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龚魏”的传统变革资源中发现启迪现代的积极因素,在清王朝向现代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龚魏”的边事研究对传统边徼舆地学有何新意?对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国家命运思考有何开创?本文尝试从国家空间中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互动来探讨“龚魏”如何开启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一)龚自珍由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12)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13)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路径。

      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14)夷夏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评价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15)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年(1815)至二十一年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旧邸抄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16)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至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17)元代的虞集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18)明万历年间徐贞明(字孺东)也倡言西北水利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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