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4)02-0130-13 中国“敦煌学”正式发端的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定为1909年。其系列标志性事件包括：(1)1908年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于1909年在北京向王式通(1864-1931年)、董康(1867-1947年)、罗振玉(1866-1940年)、王仁俊(1866-1914年)、蒋黼(1866-1911年)、曹元忠(1865-1923年)等一批晚清学者出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使中国主流学界第一次确悉藏经洞发现之事；(2)京师学者于1909年参观伯希和搜集品过程中，拍摄、抄录了一部分敦煌文献，并于当年以目录、题跋、释录等形式加以刊布；(3)罗振玉于1909年撰写并发表有关敦煌文物的简目和简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篇“敦煌学”文章；(4)北京学界于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双方在席间达成今后全面摄影、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 但是，关于1909年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具体内容和日期，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数十年来的相关论著中，大都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或错误表述，以讹传讹。有鉴于此，笔者试根据最近发现的恽毓鼎(1863-1918年)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写给沈曾植(1850-1922年)的一封信札，①主要围绕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问题，再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讨论。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恽毓鼎日记中显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②提供一条补充性证据，摆脱其“孤证”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是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与恽毓鼎相关日记内容进行一次比较研究，以彰显近代名人信札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特殊史料价值。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伯希和于1908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物后，于1908年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点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走海路前往中国，计划先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书籍，然后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法国巴黎。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经上海，于1909年6月上旬访问了南京，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年)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等人，向他们透露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离开南京，取水路经上海、天津，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达北京。 伯希和到北京后，隐居在东城东单以南的苏州胡同与八宝楼胡同交汇处附近，只出没于琉璃厂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有意识地避免接触北京政学界上层人物。但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清廷已于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也于1909年7月23日到达驻节地天津，此后经常率其幕僚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偶与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动期间，还“以洋员福开森近年办理交涉颇资得利，因特奏请赏加二品顶戴，以示奖励”。③于是福开森也于1909年8月26日或稍前从上海来到北京，一来领赏，二来辅佐主子端方。福开森到北京后，与伯希和重聚。由于端方及其幕僚以及福开森都与北京政学界和收藏界有密切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1909年9月中旬前后，清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侦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踪。当王式通和董康得知伯希和获取敦煌写本并随身携带一部分敦煌写本的消息后，请福开森出面介绍，得以拜见伯希和，参观了一部分敦煌写本，并拍摄了照片。王式通和董康拍摄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目的是以影印形式，由董康诵芬室刊布于世。当王式通和董康确认已送往巴黎的伯希和搜集品数目庞大、内容丰富后，自感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项工程，于是计划以纠集同好结社集资的方法，托伯希和返回巴黎后将全部法藏敦煌写本拍摄成当时流行的玻璃板照片，然后寄回中国交由董康诵芬室等刻书处印行。 为了逐步实施这项计划，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据罗振玉晚年自述《集蓼编》记载，他和董康等人“乃以中秋晨驱车往”，④去伯希和的寓所初见伯希和。可以证明，董康带领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是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罗振玉等人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振玉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在罗振玉拜访伯希和前后，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内阁中书曹元忠等人，以及当时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汉籍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1879-1951年)，也都专程拜访了伯希和。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首先简介了“敦煌石室”概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伯希和获取写本的过程，是最早透露藏经洞文物发现、流散历史信息的文献。随后，罗文分两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根据伯希和简目著录31项，第二部分根据亲眼所见著录12项。罗文没有署明撰写时间，但据罗氏前记中所说“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一句话，⑤可将该文的完成时间定在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