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遗留档案最多的清代刑案应首推贻谷案。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贻谷案件的单独全宗，而且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贻谷案以及垦务档案也是镇馆之宝。尽管不乏关于贻谷案或者与此相关的清末内蒙古垦务的论著，但真正下工夫解读原始档案的论文难得一见。本文设定的目标是：一则以原始档案、报刊等过去尚未发掘的材料矫正目前学术界建立在不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对于案件经过和结果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一则以小概大，通过贻谷案揭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蜩螗沸羹的景象，从经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贻谷案件蕴含的学理意义。 一、案情考索：权力场域的博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岑春煊请开晋边蒙地屯垦。同年十一月，命贻谷督晋边垦务。确切言，蒙古垦务是由贻谷本身筹划创议的结果。岑春煊的建议之所以被采纳，显然与赴晋前以扈从有功而慈眷甚隆有关，更主要的是当时山西亢旱日久，灾歉频仍，致库储如洗，民生困重，连慈禧到太原后都不得不继续前往西安。资源的匮乏造成清帝国在空间力量上的衰竭。蒙古的贫穷使其屏障作用逐渐削弱，呈现出蒙王不足倚、蒙兵不足恃的忧患。通过举办垦务以拓利源，可以练军振武。安斋库治所引岑春煊《奏请开垦蒙地案折》就清楚地阐发了练兵、筹费与垦务之间的关系。[1]清廷任命时为兵部侍郎的贻谷督办垦务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绝非如后世学者所言纯系贻谷在两宫回銮拟派大员兴办西北屯垦之际丐荣禄请于孝钦的钻营结果。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侍讲学士的贻谷就陈奏请招商开采蒙古金矿，俨然以老于边谋自矜，但牵于众议，未果而终。[2]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有兵部左侍郎头衔的贻谷复被任命为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所以简派为督办垦务大臣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学术界的认识受到《清史稿》关于贻谷传记的叙述的误导，将次年扈驾还京，“兵部公署已毁，假柏林寺为廨舍。贻谷昕夕莅事，如在行在时”[3](P14319)作为其表现出众而获得督办垦务任命的原因。事实上，在贻谷奉命督办垦务之时，慈禧尚未回銮北京。 夫祸变之来，每相缘藉，是以风旋而上升，水激则弥悍。文哲珲原是绥远旗员，后任绥远城协领，贻谷到任后，将其荐拔为镇守归化城等处地方副都统，“于垦政进行久参机要，悉其底蕴。官位既显，觉副都统去将军一阶耳，而贻谷目使颐令，无殊畴曩，文哲珲意不能平，遂交恶，驯致互劾，贻谷罪状乃上闻”[4](P586)。原来，绥远城前任将军信恪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修理绥远军械，向清廷奏明由绥远列报。信恪卸任后，不但军械无所有，账簿亦无从稽查，这笔数千两银子的余款，竟无影无踪地不知去向。山西巡抚再三催促列报，贻谷追问该款下落，文哲珲无以答对，后眼见贻谷步步紧逼，遂反守为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具奏向清廷揭发贻谷问题，请求朝廷派大员查办。有理没理，原告先起。在两个同样贪腐的官员彼此争斗的情势下，地位低的官员虽说可能在资源上不够雄厚，但设若先发制人，则以小博大，即便同样失败被革褫，其相对损失亦定然小于地位高的官员，从而赢得心理上的胜利。贻谷的彻底根究威胁到文哲珲的政治生命，其被压缩能量的爆发力得以充分动员起来舍命相拼。贻谷本系在科场、官场和商场上的多面手，一路踏着鼓点飞黄腾达，不料后院起火，从辉煌的巅峰顿然跌入人生的低谷。 清廷决定在蒙地放垦的目的原为敛银，如今文哲珲的奏折里说大批银两尽人贻谷私囊，这当然是慈禧不能容忍的，遂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下令彻底查办。一般论著均依据清人笔记加以演绎：奕劻是出名的贪污纳贿的皇室宗亲，凡到京阴谋的人无不走他的门子。他当时正得慈禧宠任，炙手可热，得知鹿传霖要去查办贻谷，唯恐揭出干连自己的问题，乃推介绍英一同前往，但绍英实际上仅应声而已。鹿传霖自请查办，是受了张曾敭的鼓动。张曾敭与贻谷向有夙怨，此时极力落井下石，鼓动鹿去查办，并建议樊增祥作辅。但这些叙述每每不准确。 其一，张曾敭是张之洞的侄孙，鹿传霖又是张之洞的姐夫，由于这种沾亲带故的关系，两人过从甚密，张曾敭到鹿家走动，在鹿退值回家后推荐随从人员是可能的，但没有可能乘贻之危鼓动鹿“自请查办”。张曾敭担任山西巡抚，因为垦务与山西密切相关，贻谷的亲信僚属、该案中关键人物姚学镜等都是过去从晋省抽调差遣的官员，在贻谷剿办口外马贼、处理达拉特旗赔教地案等政务过程中，张曾敭和贻谷奉旨合作，在放垦业务上多有来往。正是由于垦务与山西有关，鹿在受命后向前来拜访的张曾敭咨询，揣度情理，乃很正常的事情。或许鹿欲邀张随行而张另外举荐樊，亦未可知。但是，台湾著名文史作家高拜石云：贻谷被参案发之时，“张小帆(曾敭)从山西巡抚开缺来京，方有抚浙之命，正待请训”[5](P320)，故而推荐樊增祥随行。此论不确。张当时由于将秋瑾杀害于绍兴轩亭口一案过于血腥，遭到新闻媒体广泛抨击，不得不作为清廷替罪羊承担责任而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廷将其重新调回山西再任巡抚，来京陛见，以避风潮。张曾敭对前事表示不满，连上三本乞退，寓居京城，无所事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樊因与甘督升允不洽去职。张、樊二人在当时自然有俱为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之感，荐举樊亦合情理。据《鹿传霖日记》载，在查案出京前，“上赏路菜茶点，庆亦送路菜。申刻赴冰老(张氏晚年自号抱冰，故称之为“冰老”—引者注)处饮，同坐为小帆、云门，戌刻散归。”[6]在张之洞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张、樊均作陪，而且《鹿传霖日记》中还有其他相关记述，可以肯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绝非泛泛之交。 其二，樊氏不仅治狱精绝，而且是庚子事变后清朝最高统治者辛丑二年“罪己诏”等重要文献的捉刀者。鹿传霖当时年事已高，远赴关外，自然要带上这把宝刀。对于樊氏而言，鹿传霖—向极为关照，这次专折请调以樊随行，也是给赋闲在京的门生开复的一个机会。橐笔依人乃是樊氏长技，在侘傺之余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东山再起之机。贻谷本身在答辩词中言之甚明，樊与自己夙有嫌怨，通国皆知。这种质疑被外间演绎衍生，形成了清人笔记的故事版本：“或云增祥初与贻谷同在荣幕，一夕谈及旧事，极言官不可为。贻谷笑曰：‘君既不愿做官，何不学孟襄阳夜归鹿门。’盖讥其谄事传霖也。增祥引为大恨，至是遂借手报复，陷其罪至死。增祥人虽狡险，究不可因此遂宽贻谷之罪。”[7](P220)揆诸这一传言，其间仍存在不少疑点，既然荣禄和鹿传霖关系极为密切，贻谷之言无疑会开罪其倾身结纳的后台荣禄。这一故事版本估计是来自王闿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记载：“闻樊增祥在行在私事滋轩，同人呼为‘孟浩然’，取‘夜归鹿门’谑之。”[8](P13)戊戌政变后，荣禄以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统武卫五军，以懿旨照准调遣陈夔龙、毓秀、谭启瑞、聂时隽、奭良等文员参与幕府，赞襄密勿。贻谷则因替荣禄出谋划策，通过黄永思倡议的昭信股票使编练武卫五军得以解决练兵经费，为荣禄所依寄见重。这也是贻谷等人日后在兵部任职以及贻谷就绾军符、出任绥远将军的因缘。是时，贻谷作为后起之秀在荣禄幕府中日渐与樊不相上下，以争宠信而积不相能。樊之陕藩解职，传闻与贻谷有关系，因此樊更恨贻谷。这也属于影响之谈，难以凭据坐实。不过，遇到樊氏犀利如刀之笔，贻谷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