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清政府密电问题考证补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6-0114-06

      一、既有研究与史料整理

      中日马关议和期间，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国内的往来密电遭到日方破译，加剧了中方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这段史事广为人知，诸多论著皆有着墨。关于密电是如何被破译的，基本史实已经相当清楚：据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秘书官的中田敬义记载，在开战前夕的1894年6月22日，陆奥向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汉文照会，次日汪即向总署发电汇报。两相对照之下，外务省电信课长佐藤爱麿成功破译了这份密电。马关议和时，中方依然使用这套密码，因此亦被日方破译。①日方史料集《机密日清战争》中收有战前及议和期间日方破译的37通密电，②日本学者山边健太郎先生为此书写作解题时，引用了中田的记述，并从《陆奥宗光关系文书》中辑出此书未收录的战前汪凤藻与国内往来密电54通、议和期间李鸿章与国内往来密电22通。③吕万和先生介绍了山边先生的研究，令这些史料与史实为国内学界所知。④除此之外，尚未见到对这一问题的其他研究。

      不过，山边先生的研究限于史料解题的性质，内容稍嫌单薄，也未与中文史料进行对比。笔者拟在此基础上作几点补充。

      为了行文方便，也便于读者查对，笔者首先综合中日档案，将李鸿章使团在马关期间的来往电报开列一表，待下文展开具体论述(由于页码均已开列，下文提及时不再注出，只标明序号)。这些大多数是李鸿章与总署的往来电报，其余的收发者有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署湖南巡抚邵友濂、驻英公使龚照瑗、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署天津海关道黄建筦、李鸿章幕僚德璀琳与罗丰禄、李鸿章使团顾问科士达、招商局会办沈能虎、李鸿章之子李经述、李经迈。

      

      

      

      

      二、对两个问题的补证

      第一个问题，当时李鸿章所用并被破译的是何种密码？

      当时清政府普遍使用的官方密码是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十六年(1890)两次对原有“电信新法”(以下简称旧“新法”)电码改订而成的⑤，即俗称的“新新法”。而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总理衙门咨行各省督抚将军(同日札行各关道)称：“本衙门所刊电信新法前于光绪十四年改订，通行在案，行用已久，恐有疏漏。现在重加厘定，每部首用红字以别之，较前简便。用时起首冠以‘密红’二字，以昭慎密。相应将红字电信新法一本咨行贵大臣查收应用。”⑥此后，“密红”取代“新新法”成为最新的官方密码。

      夏维奇先生根据这两份咨、札断定“密红”是1895年修订的，并认为汪凤藻、李鸿章使用并被破译的是总署认为“恐有疏漏”的“新新法”，似为有误。⑦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895年5月30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致电部下常镇道吕海寰等人，声称接到密电，“上云系总署电信新法码”，用张处密码本译不出，询问对方有无新本。当天，吕海寰回电称：“总署电信新法，有印红字目者，系前年新订，只出使大臣处用；此本各省尚未通行，兹谨专差飞呈一本，即请留用。”⑧这里所言“总署电信新法，有印红字目者”正是“密红”。可见，“密红”是光绪十九年(1893)修订的，但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颁行各省之前仅限驻外公使与总署通信使用。吕海寰在光绪二十年四月前任总署总办章京，⑨因此手里有“密红”密码本。汪凤藻使用并被破译的，便是这种密码。

      李鸿章在马关与总署通信时仍然使用“密红”。《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版，下同)所收电报(源自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上海图书馆藏件)未注明这些电报所用密码。但在时人所编《甲午战事电报录》⑩中，这些电报起首大都冠以“密红”二字，可作证明。(11)不过，李鸿章偶尔也会用其他电码与总署通信(详后)。

      李鸿章和总署当时可能鉴于“密红”属于官方密码中最新最机密者，故主要使用这一密码。但“密红”毕竟已在驻外公使处使用有年，泄密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没有考虑另换一套密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另外应该指出，此前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时，日方禁止发送密电。否则的话，他们也会在日本使用“密红”与国内联络。(12)

      那么，除了“密红”，李鸿章(包括其随员)在马关还用过什么密码？综合中日档案，可以知道当时至少还使用过以下几种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