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3-0114-08 广州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外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广州十三行在绘画艺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洋绘画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促进了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并对岭南绘画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十三行与西洋绘画传入 公元14世纪以后，欧洲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清代以前，文艺复兴的重要成果西洋绘画就通过广州非正式进入中国。如意大利耶稣会土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于1580-1583年间(明万历八年至十一年)将西洋宗教美术作品带入广州，“在他的会所里还陈列着许多别样的新奇物品，例如声调悠扬的新乐器，意国的美术印刷品，不特令人奇异印工的美妙，装订的富丽，内中尽是圣母事迹及信德奥理的插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①这些作品用西洋透视方法作画，人物生动，栩栩如生，吸引不少民众和广州画家参观。②罗明坚还将天主教宗教画印刷品扩散到肇庆等地③，成为明清时期在中国内地传播西洋绘画艺术的第一人④。明代晚期西方传教士阿尔法罗(Pierre Alfaro)、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人皆通过广州携带宗教性质的西洋绘画进入中国。⑤这些美术作品是非正式流入中国的，主要是用于宗教传教的陪衬，影响是有限的。 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国力鼎盛，清代社会对美术的推崇和收藏嗜好也达到极致，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与辉煌。而同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也影响清代朝野开始接受西方绘画艺术，使清代绘画呈现出多样性与创造性的传承与创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广州与西方国家海路的贸易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也成为西洋绘画进入中国的正常通道。粤海关即从官方渠道进口了“油画”、“玻璃镜镶玻璃油画”等西方绘画作品。⑥如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广东官员进贡到宫廷的“洋货”类贡品中就有“风琴画、洋画片、洋油画⑦等。乾隆年间两广总督兼任粤海关监督李侍尧进贡的贡品中就有“洋油画小挂屏一对”。⑧乾隆朝文人沈复游历广州后称：“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⑨说明沈复已经观看过以十三行商馆为内容的西方绘画作品。十三行商也成为中国欣赏西洋绘画较早的群体。欧洲传教士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1840年造访十三行商伍秉鉴住宅后称：“除了华丽的中式灯笼，(室内)还悬挂着不同规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灯。意大利的油画、中国的挂轴、法国钟、日内瓦的箱子、不列颠的碟子等装饰着同一个房间，并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蜡制水果模型和造价不菲的白镴制品。”⑩ 清廷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11)广州十三行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和管理机构，众多西方绘画人才通过十三行进入清宫者不绝于途，著名者如热拉蒂诺(Gerardino)、马国贤(Matteo Ripa)、德天赐、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中西美术交流进入繁荣的时代。 1707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经澳门到达广州，在广州学会了中文，作为画家进入了北京宫廷，最先把西方铜版画传入中国。在北京他参观了之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画家热拉蒂诺的油画室，为此马国贤认为“热拉蒂诺是把油画艺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马国贤回到意大利后，创办了欧洲最早的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学院，为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提供了两名能讲纯熟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中国学生作为翻译(12)，为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3)。 1715年，一位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和画师经过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在十三行商馆学会了中国语言和礼仪，给自己起了郎世宁的中文名字，进入北京宫廷供职，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画师。(14)郎世宁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将西方油画的肖像画技法带到了中国，为清朝皇家绘制了大量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如1711年(康熙五十年)郎世宁所作油画《纯惠皇贵妃半身朝服象》，简称《纯惠贵妃象》，堪称“东方蒙娜丽莎”，体现了精湛的画技，创造性地发展了中西合璧的全新肖像画风格，影响清代画坛。郎世宁还用绘画记录了清廷的重大历史事件，尤以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将纪实绘画推向了高峰。 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辉煌胜利。为了给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动的形象资料，乾隆帝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平叛战况，请在宫中任首席画师的郎世宁带领法国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亚耶稣会士艾启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罗马耶稣会士安德义(Andre)等人，根据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木等叛乱胜利的史实绘画而成16幅凯旋图组画。乾隆皇帝为了珍藏此组绘画，下旨雕刻成铜版画加以保存，送往法国制作，交由两广总督李侍尧负责。(15)李侍尧接旨后，则转交给十三行商完成。乾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总商潘启与其他十位行商联名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委托法国制作《平定西域战图》组画。乾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将所制《平定西域战图》铜版及各印200张铜版画经广州上缴清朝宫廷，历时11年之久。当组画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画稿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去世，未及见到作品。(16)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是十三行商将这大胆的设想变为现实，在紫禁城与巴黎之间搭建了艺术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