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从报纸上读到百年柯达破产的消息，令人不禁唏嘘。1912年3月，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和他的队友在南极不幸遇难，和他们一起埋在冰雪里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还有几卷柯达胶片。这胶片历经坚冰，依然清晰地记录着他们最后的所见。一百年以后，柯达破产。柯达记录了美国和国际上几代中产阶级的人生，养育了摄影的艺术和产业，进而将摄影送上几乎取代文字的时代图像文化的高位。今天，人们将柯达破产的原因归于柯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保守的经营路线。 我觉得，正如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所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不仅个人将被他所处的时代绑架，特定的技术、特定的发明也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甚至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柯达将注定随着工业时代的勃兴而繁盛，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而衰微。但它已然卓越。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成为人类文明长链承上启下的一环，令后世铭记。同时，柯达的破产也带来一种信息，一种技术文化的命运的信息。随着技术的汰换，那技术的文化必将转型。 由此，我想到了油画。显然，油画不是科技文化，但它有技术的因素，有材料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图像产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绘画的方式及其能量正受到疑问。今日欧美绘画的衰微就是例证。因此我们才反复提出“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对绘画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命运提出警示，并将思考持续地指向绘画的当代关怀和实验品质。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简明地说，就是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正如中国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活着，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获取众多的便利，另一方面，又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一方面是图像的汪洋，另一方面仿像无处不在。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越来越失去对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感受能力。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时代的感受力正在衰微。我们所谈论的绘画的衰微，正是源自于这种时代的感受力的衰微。因此，绘画的当代使命和振兴，就与时代感受力的拯救相关联。 在这里，我想以绘画古老的质疑和建构的精神，重返感受力的源头，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绘画如何使个人经验诗化的问题。 一、身体与体象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他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中，幽灵般地述说了许多关于波斯细密绘画的故事。其中有一则画马的寓言：三位细密画师得到旨令为国王画一匹“全世界最美的马”。三位画师使尽浑身解数。一位从精贵画册中选出完美作品，用戳洞渗灰的方式，摹写出一匹骏马。另一位，想也未想，那被前辈画家重复了无数次，自己又画了无数次的马就冲入脑中，他微笑而从容地让这匹马显身。又一位，经过片刻的挣扎，想象着马就站在那里，他与马共同诞生。当画到马的每一部位，他身体的相应部位即刻给出生命的感觉。未了，他整个人被自己画的马所震撼。帕慕克以诡秘的第一人称笔法为三位画师披露内心的定位： 第一位画师的方法是技术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止于复制：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 第二位画师的方法是风格论的方法，还是止于复制：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变成了曾经的大师和自己； 第三位画师的方法接近于存在论的方法，强调此时此在的事物如何以身“体”之：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变成了那匹骏马。 显然，第三位画师最为接近绘画的内涵。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体象”的方法。 “象”是中国传统解释学的核心。它既不是纯然的对象，也不是纯然意识里的东西；既不是现成的、已成的，也不是无踪影的、无迹可寻的。“象”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可感可察的中介。这个中介向我们生动地描叙对象与主体之间的解释性和想象性的关系。这个“象”不是独立于对象与主体之外的第三者，而是包蕴了主体与对象在其中的此时此在的生命形式。以“象”为中介，以身心交感的“体察”方式来直观地把握和领会生命的整体与底蕴，我们称为“体象”。这一过程将主体的血肉之躯与对象化为一体，来完成某种生命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