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2-0005-18 西方人的艺术观念，是从“摹仿说”开始的。而摹仿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又与科学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艺术摹仿的效能与意义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从特有的“理念论”入手，柏拉图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变化不居的，因而是靠不住的。在转瞬即逝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那才是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从摹本必然低于蓝本的观点看，“现实世界”必然低于“理念世界”，“艺术世界”又必然低于“现实世界”，因而是“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与真理隔着两层。据此，柏拉图要将诗人阻拦在“理想国”的大门之外，由于他们的作品无助于认识真理，反倒会伤风败俗，所以只配到别的城邦去讨生活。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试图在两个方面修正柏拉图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理在事中”而非“理在事先”，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只不过是从具体的物质世界中抽象而来的，从而重新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基元属性。其次，他认为尽管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但却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机械的摹仿，而是集中的、概括的、能动的摹仿，摹本并不必然低于蓝本。譬如，画家可以集中无数女人身上的优点而创造出一个海伦娜的形象，使画布上的女神比现实中的女人更理想。从而在“摹仿说”的理论前提下重新肯定了艺术的存在价值。 从表面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否定艺术、一个肯定艺术，似乎是尖锐对立的，然而他们肯定或否定的标准却是同样的，即艺术品能否反映现实、认识真理。他们思考的是，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之间，究竟何者更接近真理？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接近真理是否就是艺术创作的全部目的？他们思考的是，艺术创作与史书撰写之间，究竟何者更接近于哲学？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倘若艺术创作完全等同于哲学的思考，是否还将具有独立的价值？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柏拉图发端、经亚里士多德修正后的“摹仿说”，成了西方古典艺术最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并相继发展出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了提高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能力，西方人借助大量的科学手段，从代数角度来研究音乐，从几何的角度来研究建筑和园林，从解剖的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的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 一、从代数的角度研究音乐 在整个西方文明的艺术谱系中，音乐是最发达、最奇妙、最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一种形式。一方面，音乐艺术通过声音高低、长短、快慢的有机组合，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器官，从而调动人们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情感，是一种极为感性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在这些高低、长短、快慢的声音背后，又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并引发人们形而上的思考。① 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位古希腊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②然而，毕达哥拉斯不仅是哲学家和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音乐家。他之所以将“数学的本原”看成是“万物的本原”，最初就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两个事实：一是一根拉紧的弦发出的声音取决于弦的长度；二是要使弦发出和谐的声音，就要使每根弦的长度成整数比。这样，他们就可以使音乐简化成简单的数量关系。③ 事实上，增加一倍的长度我们就得减慢一倍的速度；而减掉一倍半的长度，我们就得增加一倍的速度。每一个长度似乎都有一个自然的节奏与之对应。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定律。④ 正是从“毕达哥拉斯定律”出发，西方人开始了对音乐的数字化思考与形而上探究。这种研究是从记谱方式入手的。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尝试运用字母和符号记录音乐的节奏。大约在8世纪前后，西方人发明了用一种特殊符号来表示音高的“纽姆记谱法”(Neuma)。这种纽姆符号虽然能够帮助演唱者记忆、了解各种曲调的进行特征，但它不能表示音的长短，也没有固定的高低位置，于是后人便划出一根直线，将纽姆符号写在线的上下，用位置来确定音高，这便有了“一线谱”。到了11世纪，人们为了把声音的相对高度记录得更加准确，于是便把纽姆符号放在四根线上，形成了“四线乐谱”。17世纪，“四线谱”又被改进为“五线谱”，成为当今世界上公用的音乐记谱法。比“五线谱”更晚，西方的“数字简谱”萌生于16世纪，当时的天主教修道士苏埃蒂开始用1、2、3、4、5、6、7代表七个音来谱写歌曲。到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写了一篇题为《音乐新符号建议书》，向当时的科学院推荐了这种“数字简谱”，从而使之获得了世人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音乐家、数学家对“数字简谱”进行整理，并经19世纪的加兰、帕里斯和谢韦三人的完善与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⑤ 不难看出，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⑥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此后的西方音乐不仅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而且被13世纪著有《神学大全》的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送上了“七大文艺之冠”的宝座。在那个时代里，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