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3－0089－06 新加坡自1959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于1963年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但由于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致使其在1965年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成立真正的独立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新加坡一跃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也成为“成熟的社会”。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辖地有限的城市国家，人力资源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财富。新加坡人始终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中，道德素质是其最重要的部分，道德教育之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之盛衰。新加坡教育部高官岑仲坚认为，“良好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而道德教育的成败，不但关系到人性的善恶，生活的品质，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新加坡是民主的法治国家，但民主与法治如不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恐将无法健全发展”①。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也认为，“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因此，我们能否维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②。这种结构的良好与否决定着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正负方向，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社会资本的总量作为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联系的全部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联系越多、越稳固，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高贵的大厦只能用美德来修建，社会价值必须与那些占据支配性的德行结合在一起，他们才能获得完整的价值”③。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一直较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也较高，接受高等教育是新加坡提高其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手段，而公民道德素质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个人及社会资本要素。正因为如此，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具有浓厚的社会资本取向而呈现鲜明且富有成效的特征，这些特征对当前我国高校公民道德教育不无借鉴意义。 一、以增强“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为首要道德培养目标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与多元文化共存，如何在这种多元性中实现和谐共存并建立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一直是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的目标之一。众所周知，近30年来新加坡高校全面推行英语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便是使青年大学生能在“欧风美雨”中阅读外文文献、便于国际交流，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加坡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也提升了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竞争力。但是，新加坡政府对于其社会失去传统亚洲价值观特别是儒家这一精神支柱后，社会所面临着的风险深感忧虑。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说在新加坡得到重视，并将其进行了“新加坡化”，将“重整体、重义务、重责任的儒家伦理进行了现代转化，提出了作为他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共同价值观”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吸纳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强调国家的整体性与国家意志，从而快速形成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⑤。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更具有“我是新加坡人”意识的公民是新加坡高校不懈追求的目标。进一步而言，其原因在于： 其一，多元化社会的国情所需。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经历了长期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在其独立后，由于种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极易造成国家离心现象、种族歧视现象的发生。在新加坡，移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欧裔及其他种族组成了新加坡人口的基本成分。而在早期的新加坡，官方语言也不是唯一的，华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加之其他多样的方言，新加坡的语言结构极其复杂。在新加坡，不仅有佛教、基督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广为传播，也有犹太教、兴都教、天理教、火教、锡克教、耆那教、犹太教等的存在，另外还有着“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⑥。在这种典型的多元化社会里，由于每个种族都具有与其他种族不同的非互补性的价值规范、道德意识、文化机制、习俗礼仪，如果任由这种团体内部的认同发展成为种族优越感而排斥其他团体，在社会的内团体与外团体之间必然产生阻抗与排异现象，也就会成为社会的分裂力量。根据西方学界对多个多元社会的长期研究表明，由于“种族、民族、部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及互不沟通，社会的对立、对抗与分裂屡见不鲜”⑦。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虽然新加坡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公民道德教育，但是在青年时期，新加坡大学生所接受的西式教育越来越多，加上大学生自身可塑性的增大，培养具有国家意识的公民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成为行业精英的新加坡公民才能真正成为“新加坡人”。 其二，“国家责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需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其民族工业极其薄弱，转口贸易、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是新加坡的主导性产业。这些产业对外的依赖性都很高，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需要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以确保国际投资的稳定性，也需要训练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具有国家责任感的管理者、科技精英、产业工人、服务人员等。“为国家、为社会、为自己”成为新加坡高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理念，在这之中，“我是新加坡人”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更是首要的信念。唯有如此，新加坡才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保持并推进其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以“东西结合，创新中求实效”为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方略 新加坡独立后，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主要依靠英国投资阶段”、“第一次工业化阶段”、“第二次工业阶段”。在经历这些阶段后，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更加倾向于西化的价值观。这种逐步放弃亚洲价值观的倾向，使得新加坡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西化倾向的社会价值观冲击下，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已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⑧在新加坡高校里，由于西式的教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西式的价值伦理、道德规范、国家观念及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的深刻影响，新加坡面临着社会凝聚力的危机，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新时期，继续保持并提升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是新加坡高校始终必须面临的问题。培养青年学生对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才能凝聚青年精英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将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及人力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是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政府对推进包括高校在内的公民道德教育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其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公民道德教育里，政府所确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忠于祖国、尊重多元文化与宗教、承担社会责任、珍视基本人权”的新加坡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高校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将亚洲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来进行培养；自1988年以后，积极组织高校大学生参加“国家意识周”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凝聚新加坡青年的国家意识。高中毕业生也只有在服完应尽的2年期兵役后才能升入大学就读，并每年回到部队参加为期两周的军事化训练，以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90年代，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和国会的批准，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都能接受的国家意识。”⑨正是这样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公民道德教育措施，才使得这个人口不多(520万左右)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