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称为“龙学”，早已成为显学，不但我国学者，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既是因其体大思精，包孕丰富，文辞精美，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与其成书距今一千五百年、采用骈俪文体、今人不易彻底读懂有关。我校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文心雕龙》学会前会长王运熙先生，对于该书的研究独有心得，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拟就笔者个人的体会，略加论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对《文心雕龙》“风骨”概念的讨论。王先生关于《文心》的第一篇论文，题为《〈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便是为参加那场讨论而作，发表于1963年。第二篇则是讨论《文心雕龙·辨骚》的文章，发表于1964年。那时刘大杰先生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先生也参加了。书中《文心雕龙》一章约三万字，系由王先生一人执笔。十年动乱之后，先生继续进行研究，于八十年代出版了《文心雕龙探索》，至本世纪初又出了增补本。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先生和顾易生先生合作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文心雕龙》一章约十万字，也由王先生执笔撰写。此外先生还和周锋先生合作撰写《文心雕龙译注》，出版于1998年。 王先生的《文心》研究，前后历经数十年。他的有关论著，读来平易朴实，而观点新颖，实事求是，力求深入、准确地阐发刘勰的原意，很有自己的特点，为“龙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不可能作详尽的论述，只就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基本思想和结构、对于风骨等概念的解释以及刘勰对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认识三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 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基本思想和结构。 学界一般将《文心雕龙》视为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有的学者还称之为一部古代美学著作。王先生则赞同范文澜先生所说“《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指出《文心雕龙》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谈论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的书。他写过《〈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两篇论文，①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王先生说，《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说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确指出该书是讲如何用心作文章的。这就是《文心雕龙》的宗旨。这一宗旨贯穿全书，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出来。开头的五篇《原道》、《征圣》、《宗经》和《正纬》、《辨骚》，刘勰自称是“文之枢纽”。王先生认为所谓枢纽，就是讲作文章的总的原则，亦即关于如何写好文章的基本思想。以下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一般被称作“文体论”，王先生认为，确切地说，应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王先生认为这二十篇的内容，都是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中“敷理以举统”的篇幅远少于“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却是一篇的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它的任务，是阐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序志》所谓“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敷理以举统”就属于“纲领”。刘勰称之为纲领，显示出对此项的重视。《神思》以下至《总术》十九篇，是打通了各种文体论述写作。这些篇目与前二十篇相辅相成，都是谈如何写好文章，只是一则分体而论，一则打通了加以论述，角度不同罢了。再往下《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王先生认为在全书中属于杂论性质。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非直接论文章作法，但从创作修养看，也很重要，故加以论述。 王先生指出《文心雕龙》的性质是讨论如何写好文章，不是如今日所谓文学理论，但他也赞同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因为刘勰视野开阔，在讨论如何写作时加以展开，涉及不少文学理论问题，见解精辟，因而具有了文学理论的性质，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刘勰花了许多篇幅论述各体文章的作法，那些文体的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因此《文心雕龙》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在论及文学理论之处。但就还原历史原貌而言，《文心》的性质不应混淆。 与宗旨、结构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也是王先生着力加以讨论的。王先生说，刘勰的基本思想，是宗经与辨骚相结合，即雅正与奇丽相结合。亦即以五经的雅正文风为根本，同时“尽量采取楚辞的优长，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②也就是说，刘勰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的，只是不要过分而已。正如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所说：“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③王先生对此作了具体深入的论述。他说刘勰是华美的骈体文学的拥护者，对于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和论述，《文心》全书也以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刘勰也看到了当时某些作者过分追求新奇华艳带来的弊病，因此指出在雅正与华美二者之中，必须以雅正为根本，从而形成了其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这一基本思想不仅在“文之枢纽”五篇中予以集中论述，而且贯穿全书。 王先生的这一表述，其意义尤在于能不为时风所动而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五四”时期，倡言打倒“《选》学妖孽”，虽自有其意义和必然性，但骈文从此便笼而统之地被归于扫荡之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为“左”的风气所笼罩，无论什么问题都得讲“阶级分析”，骈文更被视为腐朽的贵族阶级的文学，骈文所讲求的文辞之美被斥为“形式主义”的表现。因此，当时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刘勰批判“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一面，而忽视其主张华美的一面；甚至将刘勰对于当时写作中流弊的批评理解成刘勰是反对骈文，反对六朝文学发展的。王先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研究对象出发，因而能透彻掌握《文心》本意，不受当时风气的影响。 对刘勰写作基本思想的认识，涉及对《文心雕龙》第五篇《辨骚》的认识问题。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辨骚》论述《楚辞》，应同以下二十篇一起归入“文体论”。王先生为此而作《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④认为刘勰设置该篇的用意，实际上并非就《楚辞》论《楚辞》，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目的，即为了提出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王先生说，刘勰既主张在雅正的基础上追求新奇美丽，便不能不强调《楚辞》。因为经书虽然被刘勰称赞为“圣文雅丽”，其实经书的大部分是质朴少文的，是不能涵盖汉魏六朝以来文学向奇丽方向发展的，刘勰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于《原道》《征圣》《宗经》之外，还要设立《正纬》和《辨骚》(《辨骚》的地位当然在《正纬》之上)。十多年后，王先生进一步说，刘勰实际上肯定《楚辞》在艺术上超越《雅》《颂》，有重大的创新。他说：“这种不囿于经书的旧传统、大胆肯定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⑤总之，《辨骚》是体现刘勰基本思想的重要篇章，而不仅仅是《楚辞》论。除了从《文心》本身出发加以论述外，王先生还结合南朝时的时代背景，指出与刘勰同时的沈约、钟嵘都把《楚辞》与《诗经》并提，视为经典作品，是汉魏六朝文学家取法的渊源，刘勰不过将《诗经》扩大为“五经”而已，刘勰的做法与时代风气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