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4)04-0085-05 北宋中期诗坛上出现了一位被梅尧臣、郑獬、刘挚等人誉为“李白后身”“谪仙后身”的诗人——郭祥正(1035―1113年)。祥正字功父、功甫，号谢公山人、醉吟居士、漳南浪士，太平州当涂人(今属安徽)，少有诗名，皇祐年间中进士，曾任星子主簿(今属江西)，后知武冈(今属湖南)，签书保信军判官，又通判汀州(今属福建)、游历漳州(今属福建)，为官颇有善政，后知端州(今属广东)，归隐家乡青山而卒。他一生五次出仕，五次归隐，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留下诗文作品1400余篇。其创作以及后世流传作品数量之多，就整个宋代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郭祥正不仅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的实践活动，同时也非常喜欢与他人探讨研究诗歌理论，对自己在诗学领域的心得体会十分自信，自言：“子善评文我不如，我亦谈诗子许深”[1]248，“南风一送轻舟去，更与何人细论诗”[1]466，“论诗慰白头”[1]323。这些诗学理论是诗人毕生创作实践的总结，散见于近200首诗歌当中，占他留存创作总量的近1/7，值得深入研究。这些理论涉及诗歌本源、思维创作、语言技巧等诸多内容，是宋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所收录之《郭祥正诗话》，共13则，张福勋《“我亦谈诗子许深”——郭祥正诗论发微》中提到郭祥正诗论83则，刘中文认为《宋诗话全编》所辑不全，又增补诗话26则。除去3人重复所见之处，前人所辑郭之诗论共89则。笔者认为，郭祥正文艺理论，特别是诗论远远不止于此，前人尚有遗漏之处。笔者根据孔凡礼《郭祥正集》以及四库全书本《青山集》《青山续集》重新整理，又补辑诗论98则。笔者拟对这些诗学理论加以整理分析，以期对郭祥正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一、诗之本源与创作思维 诗人出身的郭祥正重视文学创作，赞同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159之观点，指出文学是千古之大事，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祢衡应先著述科”[1]371，“唯有文章道德能日新”[1]197，“文章千古重，富贵一毫轻”[1]504，“人亡国变今几年，唯有文章记崷崒”[1]226。他将文章地位提高到与国家、道德等同的地位，认为文章能够超越时空而存在。当济世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便发出“有才不得施，著书贻后世”[1]58的感慨，这显然是对儒家经典《左传》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由此不难发现，郭祥正的诗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儒家诗论基础之上。 (一)诗之本源与评价标准 先秦时代儒家倡导的“诗言志”和魏晋时期陆机提出的“诗缘情”构成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两大体系。传统儒家诗学理论中“诗言志”即《尚书·尧典》中所言：“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2]1汉代儒家学者认为此“志”应当是“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2]68的世情，如治世之情、乱世之情、亡国之情等。总之，诗歌要“言志”，要体现与政治教化、人生意义相关的内容。“诗缘情”来自于陆机《文赋》中提到的“诗缘情而绮靡”，源头可追溯到《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心感物而动，付诸诗歌借以表达情感，也就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308言志说与缘情说引起历代评论家的争论，直至当代，才有学者指出二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3]。郭祥正根据个人创作实践活动指出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共存于诗学体系，共存的前提是他将“诗言志”之“志”与“诗缘情”之“情”通过创作者这个中介联系在一起，“情”属于“志”的范围。 首先，郭祥正认为，诗歌“其词有同有不同，亦各言其志也。必有读者能得之”[1]12，诗歌因“言志”而生，或者也可以说诗歌的功能在于“言志”。具体之“志”含义是多重的，儒家诗论强调的“天下之志”是其中一种，这一点郭祥正虽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提出，但是却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予以表达。他说诗歌的社会功能在于“直笔正褒贬”[1]539，因此诗歌要能够反映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诗人要为民鼓呼。他热情歌颂儒家理想社会，重视诗歌教化作用：“愿令里巷歌《召南》，风化流行成乐土”[1]38；他为孝子作诗扬名：“谁为孝子传，吾诗信无伪”[1]133；他崇敬杜甫、白居易忧国忧民的精神，很多诗歌反映了他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和愤恨，体现出儒家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他同情人民在自然灾害之后得不到官府的救济，反而被逼缴纳赋税；他指责身为民之“父母官”却全然不顾人民生命的行为：“高村既无麦，低田又无谷。民间已乏食，租税仍未足。县令欲逃责，催科峻鞭扑”，发出“世无采诗官，悲歌寄鸿鹄”[1]123的哀鸣；他揭露社会政治的腐败：“政宽法不举，将懦边无威”[1]124，指出政令不严，法令不行，武将懦弱，军事失利，国威何存；他痛恨朝廷不能知人善任，导致将帅无能，内乱难平，杀害百姓，冒领军功，“刺史亟闭户，神理默垂佑。城头无百兵，坐待五羊救”，“权帅计仓卒，遣将速诛蹂。贪功恣杀戮，原野民血溜。婴儿与妇女，屠割仅遗脰”[1]111。这些无疑是对“诗言志”说的有力支持。支持赞同诗歌要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现实生活、仁民爱物为职能的同时，郭祥正并不反对诗歌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在他看来，既然诗歌可以“各言其志”，那么诗歌既可以表达天下之志，同时也能宣泄个人情志。他在《泛江》一诗序言中说到此诗是由于“感慨其怀，而为之辞云”，“起予思之无穷兮，既局影以自慰，又苦辞以招魂”[1]5。心中苦闷难以排遣之时，他常常会“欲吐哀音写心曲”“悲歌写哀弦”，消解内心之忧愁；在心情欢快的时候，同样可以“朗咏佳兴发”“题诗写高兴”；他认为诗歌还能感怀抒情：“遇胜寄幽怀，览古兴绝唱”“觞酌每追随，啸咏舒悰襟”“览古发遐想，缘情还独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