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自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的构图》一书在中国出版以来，长期在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德文汉译中发生的一个深层构境的遮蔽事件终于重见天日：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中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真实基础，竟然是一个从未被关注到的重要理论构境域，即Versachlichung(事物化)—Verdinglichung(物化)批判视域。①但由于广松涉对Versachlichung所作的“物象化”重构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无形中生成着一种深层次思考构境中新的思想屏障，所以，重新梳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这一重要批判视域的原初构境就成为一件急迫的事情。本文试图厘清马克思Verdinglichung、Versachlichung这两个历史现象学范畴与经济拜物教批判之间的真实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发生的整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要思考焦点都在于刻意将自己的新想法与传统哲学区别开来，为此，他们直接放弃了全部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哲学话语，并专门标注自己的“实证科学”属性，以此表示对所有思辨哲学的根本拒斥。我发现，也由于这种特定的批判目标的设定，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批判话语的被摈弃，《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的确出现了某种现象学批判缺席的状况：我们不难看到异化观批判逻辑退场后留下的巨大价值评判空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一般概说背后，对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批判被大大弱化了。依我的理解，如果社会存在决定观念，那么，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商品—市场王国的必然对应物，穿越现实幻象的激进批判话语——科学的社会主义则需要全新的生长点。这恐怕也是马克思再一次投身到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发现一些处于压抑状态的批判性意向。我们看到，摆脱了人本学话语的马克思试图通过从经济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分工(Teilung der Arbeit)范畴，导引出一种历史性的现实社会批判，即走向对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四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性批判。依马克思这时的看法，分工导致劳动及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从而也产生了私有制。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用异化观揭露的劳动异化现象之处，马克思实证地发现了新的情况：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naturwüchsige Gesellschaft)中，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历史地自发生成，“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第27页)

      具体说，马克思发现的人之外的“异己力量”是分工的固定范围，或者叫分工的片面性状态。由此，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中，分工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Sichfestsetzen der sozialen )，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本身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事物性力量(sachlichen Gewalt)”——马克思在此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上，第29页)②这个Gewalt在德文中也有控制和支配的意思。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区别于自然物(Ding)的事物性力量的第一次出现。然而，我必须指出，马克思这种从分工的片面性引导出来的物役性批判，从出发点上就是不够准确的。他甚至没有深入到斯密的劳动分工的内部，在那里，分工作为手工业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首先是与生产率相关，也就是说，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内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之一，之后，才会出现由于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社会总劳动与产品的全新关联，以及劳动产品商品市场交换联系所生成的价值关系事物化等问题。当然，我也注意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后面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开始将这种异己的外部力量从片面分工的结果更准确地定位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在分工的范围里，这些关系必然取得对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这仍然是不准确的，以后我们会看到，不是分工造成了异己的力量，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才生成了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即“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n)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praktische )统治着人们”。(同上，第273-274页)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个人行为(Individuellen Verhaltens)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事物性的行为(sachliches Verhalten)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geschichtlicher )，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事物性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Herrschaft der sachlichen über die Individuen)、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同上，第515页)③人的活动向事物性的关系的转变，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指认，并且，马克思在这里都十分精确地使用了与人相关的sachliche一词，而并没有用物的关系(dingliche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然而，在这里，事物性的关系的本质被马克思指认为某种“普遍形式”的偶然性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此处的“普遍形式”一语显然带有黑格尔“法哲学”社会现象学的痕迹，后来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马克思才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黑格尔式的思辨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