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专题讨论)

——现代性的认知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高瑞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宛若一部现代传奇,“多元现代性”概念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必要前提,“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的展开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理解,而其最直接的要求是对“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的理解。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郁振华从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新著《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出发,探讨了现代性的认知维度,认为立足于三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的概念框架,希尔贝克对现代性之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这一框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提供新的视角。丁耘指出,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是两层的,现代文明之一元的普遍性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个底层,而现代文明之多元的特殊性则存在于符号与交往关系再生产这个上层。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符号/影像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越发步调一致,现代文明的单一与普遍会越来越压倒其多元与特殊。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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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①是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的新著。这部饶有趣味的著作,以哲学的方式讲述一个挪威现代化的故事,探讨了与多元现代性概念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

      在这项研究中,希尔贝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挪威的现代化历程加以概念化?他不满于流行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老套说辞(混合经济、福利社会等),希望更为深入地理解“斯堪的纳维亚经验”。受韦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从合理性的角度切入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以此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这个概念框架涵盖三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解释合理性(interpretive rationality)和论辩合理性(argumentative rationality)。工具合理性以因果说明的科学为基础;解释合理性以神学、法学等旨在理解的人文学科为基础;论辩合理性则不仅体现在各类科学研究中,而且体现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反思、批判的过程中,追求更好的论证。

      以此概念框架来观照挪威现代化的历史,希尔贝克聚焦于两个时期,即1814-1884年的挪威(挪威立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挪威。有意思的是,在讨论这两个时期时,他都提到了三种合理性的人格化体现,即作为“理想类型”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关于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而在“二战”以后的时期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分别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虽然此书的重点是挪威历史的这两个时期,但希尔贝克的论述事实上涵盖了整部挪威史。在他看来,挪威现代化经验中的某些特征,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公元9世纪-10世纪)。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于现代性之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希尔贝克认为,对于完整的现代性来说,三种合理性都不可或缺,应该充分展开。他建议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抽去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关的种种设施、技术、建制、实践、文化,会是什么结果?他认为,抽空了这一切,现代人将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一个对现代人来说“不可欲”的世界。这是现代性之统一的、普遍的方面。同时他强调,三种合理性的展开,具有不同的时空条件,与各民族根深蒂固的历史经验相联系。比如,斯堪的纳维亚的五个国家,二战时期各自的经历很不一样。这是现代性之多样的、特殊的方面。这本以“多元现代性”为书名的著作,当然强调现代性之“多”的一面,强调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性叙事与主流的英、德、法的现代性叙事的差异,但却没有陷入特殊主义、语境主义,因为作者对于构成现代性之普遍方面的三种合理性,尤其是论辩合理性(特别是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展开)再三致意。这种比较平衡的看法,对于正在展开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无启发,提醒我们在强调“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之特殊性的时候,也应看到现代化之普遍的、统一的方面。

      希尔贝克在阐述挪威现代化经验时,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挪威的信任文化,即人和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官员和民众之间以及政治对手之间的互信。这种互信是历史地形成的。在19世纪的挪威,有两个现代化过程引人注目,一个是由路德宗国家官员(以神学家和法学家为主)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一个是由民众运动所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两者的互动,在国家官员和民众之间,在政治对手之间,产生了基本的信任。希尔贝克认为,这是挪威平等主义民主的前政治条件。所以,在谈论北欧福利社会时,与一般人仅仅注意其经济方面不同,他特别强调其中包含了“一种以信任和普遍团结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政治文化”②。挪威政治的开明进步、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建立在这种信任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反观今日中国严重的信任危机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病象,更是彰显了挪威现代化经验中信任文化的价值!我倾向于认为,希尔贝克强调的信任文化,属于社会风习的范畴。一个社会之风习,或者醇厚,或者浇薄,或者不厚不薄。对此界分,尽可以作多方面的刻画,但互信之有无、强弱,当是其中较为核心的内容。在一个世风醇厚的社会里,在信任文化的支持下,社会进步事业的展开会比较顺畅,而在一个世风浇薄、互信短缺的社会中,则无疑会艰难得多。

      从合理性角度切入现代性研究,不仅有建制分化的问题,而且有认知分化的问题。希尔贝克的研究对后者颇为重视,由此展示了现代性的认知维度。对此,笔者愿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番阐述和发挥。

      首先,三种合理性的概念框架预设了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和一种厚实的认识论。工具合理性立足于旨在因果说明的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解释合理性立足于旨在理解的人文科学,宗教改革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在19世纪挪威的现代化过程中,神学家和法学家构成了国家官员的主体,因此,希尔贝克特别强调了神学和法学的重要性。在英美哲学中,“philosophy of science”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但是在挪威语中,“vitskapsteori”一词则涵盖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反思,在语义上接近德文“wissenshaftstheorie”,体现了一种广义科学哲学的视野。这种视野在建制层面的体现,就是希尔贝克于1987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创立的SVT(Senter for vitskapsteori,科学论中心)。希尔贝克立足于合理性的不同形式来考察挪威的现代化历程,正是以此广义科学哲学概念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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