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6-0005-11 与实践向度的现代化运动相应，现代性研究曾经对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深浅不一，而且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实践取向也有深刻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共思想史而言，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的现代性”得以确立为一种共识。这一概念是长期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结果，可以被视为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的一种理论表达。当然，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根本上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绩效之上。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前，现代化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实验性，即在“富强”的目标下，用中国可能具有的方式来学习西方经验、赶超西方。用“中国的现代性”来解释“中国传奇”的认识论路径，可以说是“摸着中国的石头，过现代化的河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崛起了。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同时都期待在现代性研究中获得相应的理论肯定。与此同时，现代性的“一与多”始终萦绕在理论家脑际，“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的概念已经在学理上被多方讨论。诸多论述都意在说明，现代性不再是单一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而且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单一的“欧洲模式”。由此，“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即现代性是复数的，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必要前提。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获得一种实践上的证成。从艾森斯塔德到查尔斯·泰勒，都提升了我们在“多元现代性”的预设下研究“中国的现代性”的自觉。而奎纳尔·希尔贝克教授(Gunnar Skirbekk)的新著《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①，则通过描述挪威的现代化史来展开他对现代性的哲学分析。它出于作者对北欧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的反思，结果达成了多元现代性视域下挪威现代化史的概念化。这部著作对于中国读者会有诸多启发，包括关于如何在“多元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互相证成的方向上思考合理性的诸形式，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与“挪威的现代性”，无论是它们形成的过程，还是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都是如此不同，正如挪威现代性仿佛是一则北欧童话(Tale)②，而“中国的现代性”注定是一场跌宕起伏的传奇(Legend)。这种强烈的对比，有助于更好地展示“中国的现代性”的特点。 说中国的现代性宛如一部现代传奇，首先是由于中国在现代世界史上出演的角色有强烈的戏剧性。以20世纪的一百年为例：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面临进一步被瓜分的危险，到2001年高调进入WTO，并且在而后的金融危机中被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随着中国的GDP直逼美国，“中国崛起”“中国奇迹”成为描述中国现代化的经典标题。在此语境下，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的首要意义，变成了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 以“多元现代性”为前提，当代中国最粗放的外部观察者会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三者的耦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不过这种观察结论一定会遭受许多质疑(包括后面我们会提及的，儒家文化据说是已经断裂的传统)。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描述性的概念，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而言是“中国”的，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是“现代”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毋宁说又回转：什么是传统(中国)，什么是现代？因此，除了在合理性的诸形式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以外，我们似乎应该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化层面上来回答问题。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是从“学习型的现代性”开始，转变为“反省型的现代性”。③西方现代性是内生的现代性，是其社会自然演变的产物，其间受到过外部的影响，也主要不是以强制力或暴力的形式出现。而中国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为目标，具体地说，是以“富强”为目标导引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首要的追求是“富强”和能够导致富强的科学技术，换言之，是工具合理性一开始就处于优先的地位。它相应地引起建制上的改变，包括学术学科和社会制度上的变革，后者连同“富强”的追求一起都需要意义世界的辩护，由此导致广泛而深刻的“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价值重估固然促进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论辩合理性，同时也进一步压制了传统价值的空间，瓦解了意义世界的传统秩序。 毋庸讳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持续紧张，在现代中国成为一个相当凸显的现象，不但表现为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分裂(如王国维“可信”与“可爱”的分裂)，表现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裂(如“科玄论战”所展示的那样)，而且表现为传统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对立，表现为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工具合理性的批判，以及以此为先导的某种“复魅”诉求。它们最后集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现代价值重建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而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都不能确保牢固地占据“社会重心”的地位，更难以达成以高度信任为基础的普遍团结。 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历史性大转变的角度说，虽然可以依照合理性(rationality)的诸形式来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但它的实现不会是纯粹理想的力量所推动，相反总是会伴随着怀特海所谓的“强制力”甚至“暴力”的作用。④像诸多不幸而有被殖民的痛苦经验的国家一样，西方现代性在中国人面前呈现的，是“无情感的力量”与“理想的力量”兼而有之，被怀特海视为“理想的力量”或“说服的力量”的基督教和民主，也是挟着“强制力”乃至“暴力”进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化的前一百年，几乎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