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空间正成为斗争和解放的平台之一，空间抗争开始出现在寻求更大范围社会正义的城市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以建构一个正义的理想社会。本文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梳理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派空间政治思想：(1)作为对社会科学非常重要而且具有颠覆性的概念，空间正义生成的历史境遇及其理论的政治意蕴；(2)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空间正义的思想谱系与当代成果；(3)以当代中国境遇测度空间政治理论的前景和走向，把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正义理论如何可能。 一、空间正义：空间转向之政治意蕴 在审视当代人类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状况时，空间及其正义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其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价值。从生成的历史情境来看，空间问题主要是在当代都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空间隔离、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空间资源的分配不公、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等社会正义问题。尤其80年代以来，随着福特—凯恩斯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主要的大都市在重建过程中都出现了空间不公正的问题，并且这种现象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蔓延至世界各地，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另一方面，当代空间(正义)理论的兴起既是对现实空间实践的反映，也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进程，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空间正义”是批判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一个积极成果，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目标，成为人们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焦点。当然，“空间转向”也是对内在于全球化中空间不正义的回应，是空间正义诉求的结果。 “空间转向”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阐释，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到索亚这里，他战略性地提升了空间相对其他视角的优先权，并将其作为首要的话语和解释的焦点①。正是在“空间转向”和索亚所谓的批判性空间视角下，正义和资本等概念都被重新界定了。寻求正义或者消除不正义现象从一项使人类获得尊严和最大化公平的基本原则，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即正义日益从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走向政治学的正义。这种空间化的正义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形成自觉的理论框架，甚至关于空间正义的具体内涵也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位，存在某种程度的泛化现象。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索亚等人的理论努力使得空间研究逐渐脱离了边缘、零散的状态，为未来数十年的相关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理论向度看，空间正义推动了正义理论的创新。首先，它开拓了正义的空间维度，赋予了正义新的解释力，实现了正义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基于“过程”的空间正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空间生产视为一个处于不断生成和流变的社会历史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不断创造着各种空间样态，因此，对空间生产的价值审视必须聚焦于这一过程。寻求正义不仅仅要关注空间化进程如何影响了分配，更要关注空间化如何稳固和强化了压迫的、不正义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索亚在《寻求空间正义》中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空间与正义的内在关联后，很快地就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不公正地理的生产和再生产上，探究了地域歧视、不同层级的空间政治组织对于空间正义/不正义的影响。其次，它推动了正义向政治化的回归。正义具有多重面向，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心灵的健康”，是一种美德③。索亚主要不是从道德，而是从权利层面来界定正义。从这个视角出发，正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的形成，特别是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在这里，正义、民主和公民身份被定义为参与城邦社会、文化、宗教和经济活动的权利，特别是城邦政治的权利。也就是说，在社会正义概念的起源中，地理和空间以重要的方式起着作用。对于希腊人来说，民主和正义明确地存在于城市之中。但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治正义，在后来民族国家逐渐把正义普遍化为一种“自然权利”(法律)的情境下，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空间转向”后，正义的政治内涵才得以恢复，并且在当今世界，正义已经发展出新的含义，它超出了已有的阶级、种族、性别、国籍和其他形式的范畴，呈现出一种空间政治的形象。 从政治向度来讲，索亚、哈维等学者将空间正义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载体，以此为起点对空间正义进行了辩证的多维阐释，开创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维度，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在空间转向的脉络中，如何通过空间寻求公平正义成为这种理论实现其批判功能的一个重要内容。左派学者将空间作为一种总体性范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物的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揭示资本在空间领域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延续的关键，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历史宣判得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列斐伏尔和索亚等思想家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因而在当代社会，无产阶级所要做的应该是争取空间的生存权和独立的空间权利，拒绝资本主义高度同质化管理的空间化过程。在此意义上，空间转向以及由此凸显出来的空间正义诉求，“并不是单纯去发现突然缺失或者被湮没的空间维度，而是直指一种与空间相关的政治规划或者解放实践”。包括“空间转向”在内的所有这些转向——如“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等，都不是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传统左派政治实践和理论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必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变迁)之后果。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转向都是一种政治上的‘突围’”④。可以说，正是面对传统革命叙事的失败，空间解放与相应的政治规划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名激进的地理学者，索亚与其他左派学者一样，都寻求在观念上突破过去的空间认知，为空间解放实践打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