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6-0001-08 认识论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学界在对该问题域的理解与研究几经嬗变之后，似乎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这段坎坷的认识论之旅时，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教科书经常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之前或其之外的认识论成果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核心逻辑进行“危险的增补”(德里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存在的认识论，所以反而没能真正明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托于对传统认识论的历史观革命，才摆脱传统唯物主义和近代哲学的影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极为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需要我们重新还原与再度发现。 一、突破与搁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教科书体系的回顾与反思 众所周知，在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被分解为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大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而认识论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的过渡环节，即从“无人的”纯客观世界到“有人的”主客观世界再到“人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的中间环节。与之稍有不同，我国哲学原理教科书依据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文献，把认识论理解为“反映论+辩证法+实践论”的认识过程论，其总的结构就是在物质决定意识或存在决定思维的反映论基础上强调认识过程的两次辩证飞跃，以及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根基作用的两次转化。上述理论体系所秉承的都是从自然到主观思维到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顺序，所沿用的也都是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递进与板块组合，终究因为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和理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乃至变革。 缘于深刻的实践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伊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呈现出三个亮点：第一，把作为过渡环节的认识论突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导结构，使其从部门哲学上升为总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主导到认识论转向的新体系。第二，与原先第一性、第二性的等级不同，把传统教科书中思维—存在的反映论模式转变为突出人的主体性、实践的根基性的，以主客体辩证统一为主轴的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哲学逻辑。第三，通过大量引进苏联哲学界和“二战”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主体哲学研究以及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实现了从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意识论向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主要借鉴的建构认识论的转变。其间，涌现出一批颇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以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最为著名。 在这部被时人评价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的哲学教材中，作者们参考苏联东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打破传统自然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观的等级制、条块式的分割，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分立、转化和统一的辩证方法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亦可说是人化自然本体论)、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和主体建构客体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当然，这部理论深度在当时无出其右的教科书由于受成书时间、团队成员等多种因素影响，也留有遗憾与发挥余地：它还未来得及完全突破苏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窠臼，也未能完全克服或消解传统教科书中隐性的近代唯物主义基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构建新的统一体系的强制性(“夹生性”)特点。自然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代表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哲学，也就逐渐被追求人的主体性解放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所取代，直至最后变成了人学诉求。 教科书体系改革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一条好思路，但与哲学史重构这种“返本开新”之举相比还是缺少更深刻的根基性。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他所主张的前提反思性哲学理论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高先生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孙正聿先生则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他在《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孙先生在其新构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中，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哲学史上新的范式和现代哲学革命：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范式是古代以追求人类、社会乃至自然之外永恒的实体存在为特征的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2]。转向存在论、实践论、价值论固然大笔如椽般地把认识论哲学作为一个既有形态予以“超越”了，但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近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和哲学史的一个阶段，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古代本体论而且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暂时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认识论的理解与探索。所以不出我们预料的是，近年来孙正聿先生明显又回到了以《资本论》的“逻辑学”[3]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入思考上。这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令人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