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现象时，马克思曾严肃关注并科学诠释过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类文化异化现象，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抗性的客观展示，但同时又一般性地揭示了资本与文化在特定条件下的逻辑矛盾。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痛陈的文明异化现象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眼下我们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开展文化建设，在资本逻辑依然广泛发生作用的情况下，难免遭遇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它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文明异化的论述远没有过时，又表明认真研究和解决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矛盾、冲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跨制度、跨时代的重大课题。 外在财富的单面性衍生主客观文化的对立 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对精神文化生产形成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造成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内在财富与外在财富的诸多对立。马克思早已指出，市场上的货币交易会将主体内在需求与货币对此需求给予支持的可能性演化为主、客观的矛盾：“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②而这种由货币交易所造成的需求欲望与货币支持力之间的矛盾，向主、客观矛盾的转换，是与货币交易的内在机制这一资本逻辑密切相关的。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总是为“物”而等价的，是以社会一般劳动的商品凝结物——劳动物化的产品之“物—物”相较的方式，才得以“钱—物”相较的。货币所等价、所计量的只能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劳动者支付的体力或脑力的计量与交换必须物化在产品中，才能实现。这样一来，便使精神文化在其外化、物化形式的产品中，亦即在货币交换中之地位和价值得以特别突显，因而也使文化生产的精神成果必须以外在财富——物质财富的形式，才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与实践性的受理。非此，那些观念性、精神性的思想、情感、心智成果，虽然是精神性的内在财富，但它们因未能外化而无法直接进行货币交换。是故，在资本逻辑的价值秩序中，文化的客观形式便超过了它的主观形式，财富的外在形式也超过了它的内在形式，于是发生了客观文化压制主观文化，外在财富遮蔽内在财富的文化市场景观。货币哲学家西美尔敏锐地发现并深刻论述了这些文化异象。他指出：为金钱所“支配事物在一种完全没有色彩的、不具有任何专门意义上的规定性的交换手段身上找了自己的等价物，它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这样一种等价物，因此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被磨光、磨平，它们粗糙的表面日趋平滑，不间断的夷平过程在事物之间展开，它们的流通、给予和接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速度进行，越来越多的东西，看起来置身于交换之外，实际上却被卷入永不间歇的交换之流。……经济世界的命运作为生活的这一运动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整个过程命运的一个象征和一面镜子”③。货币交换不仅夷平了商品在使用价值和物理形态上质的差异，纯粹以其内含的抽象劳动量的形式化计价交换；而且它还否定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成果的差异，纯粹以劳动对资本增值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大小计价。“这种社会联系……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④ 由此孕育出了这样一种拜物教的文化观念，物的完美代替了人的完美，人的精神世界被货币这种普适性的“绝对价值”、“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的财富理念占领了。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⑤。那充满敌意的冷酷无情的物质利益竞争，若无坚强有力的社会秩序规范和修持人性的文化逻辑匡正，其自发作用必然普遍地培养“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⑥，所有这些，都会从根本上消解主观文化、内在财富的优越地位和重要意义。而且科学技术越发达，非物质经济的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越上规模，上述现象就越严重。文化产业化发展史上，“19世纪的客观文化相对于主观文化取得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作如下概括：18世纪的教育理想是培养人，也就是培养一种富有个性的内在价值，但它在19世纪被一定数量的客观知识和行为方式意义上的‘教养’概念排挤掉了。这种差异看来一直在扩大。每天在所有方面，客观文化的宝库都在增多，但个人精神在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增长，仍然只能日益落后于客观文化，缓慢前行”⑦。如此一来，在文化工业中通行的那种集约化经营、技术化流程、规格化制作、科层化管理，使得精神生产过程中将个性化、创造性脑力劳动与集合化、机械性的脑力劳动的关系演变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关系，形成集体文化对个体文化的客观化强势。“文化共同体的这种浓缩的脑力劳动，与个人脑力中的活力状态相比，就像丰富的可能性与现实的有限性之间的对比。对这些客观精神内容的存在方式的理解，要求将它们放在一个独特的组织中，这个组织属于我们理解世界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作为我们真正问题的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矛盾关系，也将找到自己的位置。”资本逻辑在上述领域对文化逻辑的冲击，概括地说产生了以下文化病垢：一是会影响社会对文化生产的全面关注，不能保障文化发展自身逻辑如文化部类生产平衡发展的机制、文化生产和消费积极互动的机制、科技基础研究与技术产品开发的协调发展机制等文化机理的顺利实现；二是会在文化生产主体方面造成片面的物质利益兴趣，压抑主体的文化理想、知识兴致、科学好奇心等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内驱力；三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运作及其市场效益评价原则，会干扰文化建设之社会效益原则的贯彻与持守，影响文化诸多方面非经济价值的社会实现；四是过分注重物质利益的外在激励，抹杀精神生产的人文价值引导，膨胀起来的经济实用主义文化观念，会严重损害文化创造过程中特别需要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精神鼓舞力量，挫伤文化进步所要求的恒久而旺盛的主体张力。知识经济及其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资本逻辑的运作，不是靠科学诉求或未来理想去维系，也不是用求解知识未决形态的探索精神或文化价值的理念去维系，它们的支撑点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可预期利益、可度量实用性结果的信息，如工艺、技能知识，资本利润博弈与财务核算知识，社会需求计量和资源配置知识，某些技术或管理体制、策略的知识，等等。这些浓重的市场价值和资本逻辑色彩加于知识文化中的商品价值，会对中性的或无法直接在市场获利的学术文化价值、人文价值形成压制或干预，造成文化的学术、人文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鸿沟扩大，文化内部的逻辑矛盾与意识冲突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