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11月11日分外热闹，先是“光棍节”的风生水起，后又“网购狂欢节”的全民购物狂欢，使得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备受关注。2013年的11月11日，由于天猫“双十一”350.19亿元的惊人成交额，由于紧张激烈的秒杀和抢购大战，似乎让人们忘记了这一天原本是“光棍节”。惊叹这一销售奇迹的同时，笔者不免要问11月11日如何从“光棍节”转变成了如今的“网购狂欢节”？本文从亚文化的视角出发，将光棍节置于伯明翰青年亚文化和商业收编的理论中一探究竟。 一、理论前提与研究问题 伯明翰学派关注的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现象，指青年人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胡疆峰，2008:67)。伯明翰学派认为“大部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是寻求刺激、自治、认同和自由，为他们的存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符号化地表达这些自由，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有的主导意义”(Clarke & Jefferson,1973:9)。这里强调的“认同”(identity)指“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约翰·费斯克，2004:281)。这种认同的寻求则是通过亚文化“风格”的产生和“抵抗”意义的表达来实现的。 “风格”在伯明翰亚文化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符号意义上说，赫伯迪格(Dich Hebdige)亚文化研究中的“风格”(style)与霍尔(Stuart Hall)眼中的“仪式”(ritual)是同义词，都要通过“象征化或符号化的活动”来传达“社会的或文化的意味”(Hall & Jefferson,1976:177)。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等学者从理论上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了系统阐释，由于深受结构主义影响，他们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中“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来分析亚文化风格的产生(Clalke & Jefferson,1976; Willis,1977)。亚文化的“抵抗”意义正是通过“风格”得以体现，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即符号层面(Dich Hebdige,1979:17)。所以说，亚文化的抵抗往往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往往停留在闲暇领域。而这种“闲暇领域的斗争”，虽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却由于多停留在文化和符号层面，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颠覆作用。 论及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伯明翰学派发展了先前的“世代解释”模式，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解释”模式。“世代解释”(generation explanation)理论强调一代人由于年龄的因素和上一代人形成代沟，从而形成了青年亚文化。而“结构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是另一种亚文化译码模式，它认为青年亚文化的产生与青年的社会阶级、地位、结构因素相关联。青年亚文化产生源于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目的是解决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的阶层矛盾问题，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但能通过风格化的抵抗表达出青年群体的要求，表达出草根青年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不满和弱势群体的同情。 可当亚文化确立了属于自身特有的“风格”后，亚文化的异化就在所难免，伯明翰学派认为它摆脱不了被收编的命运。霍尔看到了青年亚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Hall & Whannel,1967:276)。赫伯迪格比霍尔更系统、更充分地分析了亚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Hebdige,1979:94)。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风格一旦被商业所利用，它必将抛开原初的独创性和对立性，走向与商业的融合并起到缓和意识形态矛盾的作用。亚文化在商业主义力量介入之后，将以消费者为导向，以市场为准则，以盈利为目的，从而削弱或消弭对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力量，失去亚文化最初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本文将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进行研究，借用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解读“光棍节”现象。11月11日作为一个节日何以可能？为什么说光棍节是一种青年亚文化？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怎样被建构的？“网购狂欢节”又为何能够替代“光棍节”成为如今的“双十一”，即商业对于光棍节的收编是如何进行的？同时，文章也以“光棍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重要特征包括哪些，青年亚文化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商业如何收编青年亚文化，商业与青年亚文化究竟是何种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一定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