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货币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不过，其中关于银钱比价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极少关注灾荒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动问题。当发生较大饥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情况，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领域。 近些年来，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灾荒中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囿于资料与视角，现有研究还非常不系统，极少从银钱比价变动的角度分析灾荒的影响与赈灾的效率。所以，本文拟选取清代最大的灾荒个案——“丁戊奇荒”为研究对象，以“丁戊奇荒”中山西的银钱比价为例，来窥探清代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当前学界关于“丁戊奇荒”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其中不少涉及到了银钱比价的问题。何汉威在讨论“丁戊奇荒”的救灾成效时，对灾区采取的“以钱赈灾”的措施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由于赈粮不足而需要赈钱来替代，导致大量以银易钱的发生，造成银贱钱贵的困境，而面对高昂的粮价，“赈钱很快便会花费掉，于是以钱赈灾的作用全失”②。李明珠在研究直隶灾荒与粮价时也注意到了该问题，并编制了“1738-1910年间以铜钱和白银计算的直隶省小麦价格指数”表，认为直隶小麦在几次大的灾荒中，尤其是1876-1878年光绪大旱灾时钱价上涨明显，“粮价上涨，钱价也自然上升(也就是说兑换率低)，因为农民为了购买粮食而增加了对钱币的额外需求”③，但李并没有就当时银钱比率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考证。郝平对“丁戊奇荒”的系统研究中，涉及了山西的银钱比价问题，认为除自然环境、政府赈灾举措、市场供应关系外，各地银钱比价的不同也是造成山西区域间粮价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④，但郝未将银钱比价与整个赈灾活动相联系，需要进一步扩展。此外，王丽娜在光绪朝江皖丙午赈案的研究中，设专节讨论了救灾过程出现的“钱荒”问题，认为光绪晚期官方倡导鼓铸铜元即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钱荒”问题，但由此却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⑤，此文虽不是对丁戊奇荒的专门研究，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可见，当前关于灾荒中银钱比价问题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即以“丁戊奇荒”中的货币流通为切入点，考察货币比价的剧烈变动对灾情扩散、灾荒赈济的实际影响，进而考察区域间的货币结构变化与全国性的金融波动之间的联系。 一 灾荒中的银钱流通与社会应对 清代实行银铜复本位制，银两与制钱是货币制度的基础。制钱由政府官局(中央户部、工部与地方各省钱局)铸造，为民间社会使用的主要货币，严禁私铸、私销。银两属于称量货币，具有复杂的形制、平砝、成色体系，官、私种类极为多样，没有统一的规制与管理，解交赋税、商贾大宗买卖多用银两。清代的制钱和银两都是无限制使用的法定货币，彼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价，一般称之为“银钱平行本位”或“银铜两本位”⑥。 当灾荒发生时，大量的外地货币随赈灾活动流入灾荒区域，灾区货币也会较以往更多地流入民间市场，这样银钱之间正常的流通与兑换秩序就会迅速被打乱，银钱比价出现明显变动，影响社会赈灾效果与市场物资流转。如“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在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间，共获得各类赈款“银一千三百二十万一百一十八两七钱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⑦，其中的赈钱额数远远低于赈银，但当时的各类物价大部分以钱标记，尤其是市场粮以及官商大量平粜的粮食(分为本省仓粮、奉拨漕粮、外省采运粮、捐粮等)。据方志资料显示，“丁戊奇荒”间，山西省出现明确粮价的州县有64个，以制钱标价的达44个，约占69%，以白银标价的为20个，其中19个来自重灾的晋中、晋南地区⑧。然而，当时市面制钱短缺的消息又频频出现，这就需要弄清灾荒中银钱的流通与管理情况，特别是以制钱为主要媒介的民间市场如何将赈银、赈钱、粮食与灾民联系到一起。 清代的银钱流通，一般通过钱庄、钱铺等金融机构来进行兑换、周转，规模较大的钱庄称为银号，“除兑换银钱外，重在钱票银票的发行”⑨。民间与官方的赋税、贸易均需要这些机构来沟通，“尽管城市官员与商人拥有白银，但他们的白银是以住在乡村的平民所支付铜钱再在钱庄兑换来的”，由于政府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制钱，“政府也在钱庄以铜钱换成银两以支付开销”⑩。所以，银钱比价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钱庄老板的操控。灾荒时期，钱庄、钱铺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民间赈灾、交易、运输均要集中地大量使用铜钱，这势必会造成钱价的上涨。如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曾国荃紧急“于华裕(钱庄)借钱五千串文……以济晋中运费之不足，具见勇于拯救晋灾，仰佩无既”(11)；李提摩太回忆其在山东赈灾时曾提到，“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钱庄、钱铺)做出的贡献，我的救灾工作免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制钱)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12)。可见，钱庄积极配合赈灾活动，作用巨大。 山西省在“丁戊奇荒”时期所接收的赈款绝大部分为银两，而民间社会的货币流通却以制钱为主。当时的官员亦认识到赈钱优于赈银，“散米诚善矣，倘扣算米石，不敷赈给，又宜酌量变通，或先尽米再用钱，或钱米分配，或全以钱代，均无不可。或谓赈银亦有数便，盖以银代？不知银质坚厚，毫厘难于分析；又秤有低昂，色有高下，易滋蒙混。且贫民得银，又将易钱，辗转之间，伤耗不少。若用钱，则无以前诸弊。又三五零钱，取用甚便，亦法之善也”(13)。在实际赈灾过程中，山西当局开始也基本遵循此法。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若均赈以米谷断无此巨宗之粮，势非搭放钱文不足以资周转，然放粮则应撙节，而放钱则应酌增”(14)。面对高昂的粮价，有限钱文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而山西省内制钱供应的匮乏更是增加了赈灾的难度，如李提摩太在晋南的赈灾，“将银两兑换成铜钱的困难和缺少人手，是李提摩太在山西省南部赈济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的”(15)。参与山西灾赈的江南士绅金福曾，就向曾国荃反映过筹集赈钱的难度，“穷民领银换钱，必被钱庄克折，如概给钱文，又无处兑换多钱，且恐运脚不便”(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