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标界第一桩  

——民国元年察隅巡边标界史实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吕昭义(1948-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名望(1979-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历史博士研究生(昆明 650091)。

原文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内容提要: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特使会同察隅地方政府与驻军南下巡查边界,在压必曲龚建立中华民国界牌,彰显国界。这一界标是在西藏地方分离势力掀起“驱汉”狂潮围攻察隅之际,针对英国和英属印度推行“战略边界计划”侵占我国察隅等边境地区固有领土而树立的,标志着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对中印传统边界线的继承,并向中外宣示了中华民国对察隅边境地区固有领土的主权。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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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清政府在西藏及当时的川滇边推行新政,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派遣程凤翔率部南下桑昂曲宗,进驻察隅,巩固边防,在中印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压必曲龚树立边界标志。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所关注。英国著名的中印关系学者拉姆将程凤翔所部进驻察隅置于英属印度改变其东北边境政策的过程中加以评论,认为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入“阿萨姆的喜马拉雅山区”是英属印度改变对东北边境政策的一个原因。①印度学者梅赫拉出于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寻找历史依据的目的,声言赵尔丰、程凤翔在察隅的作为促使英属印度加强了对边境地带部落的管理与控制。②两者均未考察中国对察隅边境地区的治理,有意或无意将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边境地区居民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部落民。我国学者吴丰培充分肯定赵尔丰、程凤翔为捍卫国土所作出的贡献,指出:程凤翔“在压必曲龚地区,插立国旗,以阻英人前进,尚为识大体者”。③笔者曾发表论文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依据中外档案文献的记述得出结论:察隅边境地区为中国固有领土,在程凤翔进驻察隅之前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在该地区进行了包括征收地税田赋在内的有效管辖;英国为了封锁、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实施将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山脊线的“战略边界计划”,谋图侵占我国门隅、珞渝、察隅固有领土;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驻察隅,目的是加强边防,捍卫国土;程凤翔在瓦弄以南压必曲龚树立大清龙帜,建立界牌,阻止英属印度侵犯。④

      程凤翔进驻察隅后一年余,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及川滇边形势骤变,英人扶持达赖十三世回藏,掀起“驱汉”狂潮,察隅被围困。1912年春夏之际,中华民国特使受命奔赴察隅,会同察隅地方军政南下压必曲龚建立中华民国界标。其时英属印度边境官员拔除这一界牌,企图销毁证据。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未对此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本文拟钩稽、考证、对比中外文档案文献的有关记载,发掘几被湮没的史实,理清该事件的缘由及经过,为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的真实走向再呈历史证据,并以此祭奠捍卫国土的先辈。

      一、压必曲龚的中华民国界标

      民国元年(1912)春夏,由成都出发的中国赴川滇边特使历尽艰险进入孤悬边塞,处于重围之中的察隅城。不久,赴川滇边特使等人又冲出重围,南下日马,顺高山深谷中的察隅曲,跨越簸荡虚悬的偏桥栈道,过瓦弄,穿石峡,进至压必曲与察隅曲交汇处的压必曲龚。他们沿路巡查当年1月间日马中国军营受令树立的用汉藏文标写“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的界牌,指示随行的日马军营人员将他们随即送来的新界牌树立于原界牌旁边,并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还查看了1911年末至1912年初英属印度派遣的非法入侵中国藏南地区远征队中的一支在中国树立界牌对面驻扎的营地。

      1914年初春,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政治官员助理奥卡拉汉(O'callagham)再度溯洛希特河北上至门巩,在中国树立界牌处发现了这块新立的界牌。其时,英国经上述远征队的考察,对其所要实施的将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喜马拉雅山脊的“战略边界计划”原定的边界走向已有调整和修改,在察隅方向谋划将原定走向北推至瓦弄以北。奥卡拉汉于是将这块新界牌拔出,北上带至卡巴村,丢弃于森林之中。

      中国特使赴察隅巡边立界牌事见诸英属印度方面的记载。

      其一,英属印度东北边境萨地亚官员邓达斯的报告,兹翻译如下:

      1912年7月15日,自密西米远征队撤离后专职东北边境的邓达斯(Dundas)报告,两个米珠密西米人(Miju Mishmi)数天前到达萨地亚报告,三位中国官员到叶普克(Yepuk)和麦尼克赖(Menilkrai)巡查。据米珠人说,这伙中国人不属于日马军营,而是来自中国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位似乎是重要的官员。他们沿洛希特(Lohit)河左岸而下,在临近英军在叶普克河营地时,对工兵和矿工雕刻在一块大花岗石上的两条碑文进行拓片(碑文一为团队成员的姓名及日期,一为孔子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检查了麦尼克赖的双语界牌(即上面所说的用汉藏语标示的“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界牌),并指示将他们即将送来的另一个界牌树立在旁边,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沿着新路一直走到芒洛尔(Manglor)平地南端,始折回循原路返回日马。没有其他的密西米人在场,只有他们从丁内(Tin-ne)和其他村子带来的一队苦力,建立新界牌的命令就是向他们发出的,此外并没有直接或通过藏族向部落民发出其他命令。

      中国团队可能就是“特别官员”Chiang Feng-ch'i及他的随员英语翻译Chao Yangyun和向导Shu Chi-liang,成都报纸曾报道了他们出发到边境,总领事务Wilkingson在1912年4月1日的信件中附上这篇报道。⑤

      其二,奥卡拉汉对他在门巩附近发现后被他抛弃在卡巴村附近林中界牌的记述,英文如下:

      The new post,a pine plank 7'×16' on which was inscribed neatly in English,Tibetan and Chinese: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Chuan Tien Tsa Yu of Chinese Republic established by special 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 and magistrate of Tsa-Yu,Kes Min Chin-Tsa-Yu,June9th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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