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154-15 晚清最后十年，因新政的进行，传统政治制度发生剧变。隋唐以来建立的六部，经清季改革，演进为十一部，其人员组成、内部结构、权力形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一改革伴随科举停废。那么，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 在新设各部之中，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自1901年开始，班列各部之前；进入民国之后，又出现位列内阁首位的外交部。从外务部到外交部，其演进历程，无疑对于说明晚清民初中央制度的变革，具有范例的意义。另一方面，异于传统职能领域，近代外交制度具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外交官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职业群体，一般认为，在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造就了一批职业外交官，他们不谈主义，相对少地插足于国内政争，在国际舞台上，用西式的话语和规则，为中国争取国权，维护国家利益①。那么，这一批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上述疑问，似可指向对一个问题的考察，即清末民初，中央的外交人事，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②？ 传统制度史的考察范围，大体伴随帝制而终结，也就是多集中于1911年之前。近年研究较多注意清末新政时期的制度因革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但是，对此后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将考察时段设定为1901-1912年之间，以晚清外务部、民初外交部的人事制度变迁作为讨论对象，主要依赖《大清缙绅全书》、清代《履历档》、《职官录》、民国《外交部职官履历册》等档案史料，通过对人事资料进行具体而微的搜集、整理、统计，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的解答，探究职业外交官在科举制废除前后逐渐发展与兴起的过程，探寻民初外交人事与晚清制度的具体联系③。 一、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继承与发展 1901年成立的外务部，是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而来。外务部经由《辛丑条约》的规定而“班列六部之前”，从一个原本具有临时性质的机构，正式纳入到中央部院系统之中。然而，与传统六部不同的是，它保有几个重大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影响到其人事来源、日常运作及职能的发挥。 特征之一，是外务部摈斥胥吏，任用司官直接理事。清朝六部通过部内各司分理政务，具体事务，由司官(各司主事、员外郎、郎中)办稿，堂官(管部大臣、尚书、侍郎)画稿。然而，在实际中，因司官多出自科举正途，饱读儒家经典而缺乏职业知识与技能训练，处理业务远不如书吏熟悉，因而日常政务多交由书吏处理④。书吏操持实权，容易造成机密外泄。而总理衙门掌管的外交事务，经常是军机要件。考虑到这一层，奕等人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就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上述弊端。他们仿照军机处模式，将总理衙门官员分为两级，大臣(堂官)与章京(司官)，前者从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选任，后者由内阁、六部司员考试兼充，任差者仍带内阁、六部的原职，且晋升也须依照原职的品级⑤。总理衙门章程规定，章京须亲自办事，而不得借助书吏：“查各衙门办理文稿，均由堂吏送稿，司员酌定，呈堂标画，既易延误，又虞传播。此次总理衙门所有应办寻常奏稿、文移照会等件，均饬令司员自行办稿，供事只供缮写，不准假手办理。”⑥因此，总理衙门的特征之一，就是摒除书吏，改由司员办稿。戊戌变法期间，前驻秘鲁使馆参赞谢希傅曾上一条陈，建议裁撤京、外各衙门书吏，因“胥吏蠹国妨民，流弊滋甚”，顾炎武、黄宗羲、冯桂芬都曾“痛言其害至深”，而“胥吏不能裁撤，由于例案过于纷纭”。总理衙门由章京办稿，不假手胥吏，因此，谢希傅认为，这一制度“立法最善”，他建议让各部院仿行这一制度⑦。总理衙门章京从一开始就直接负责办稿，因此有机会得到相对较为职业化的训练。当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之时，举措之一就是改差为职：在部内设置与六部相同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各定品级，由章京经甄别后授职，同时让他们开去原职。外务部章程规定：“改设该衙门，原期核实振兴，既将原有之章京分别去留，所有新设各缺，先尽得力实缺人员改补，如不敷改补，即作为候补，其原衙门底缺，即行开去。”⑧章京由差改职，成为实缺的司官。这样一来，章京办稿的制度，就由外务部继承下来，演变成司官办事。此后，这一制度还推广到新成立的其他中央机构，而延续千年的胥吏之弊，也开始借此逐渐消除。 特点之二，是外务部的选官方式。清朝官员任用及升迁，主要依据正途即科甲一途，士人通过层层考试，获得授官资格。官员中被称作正途出身者，除去举人、拔贡之外，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在朝考后，根据成绩或入翰林院，或签分六部任学习主事，或以知县分发。其中，又以签分六部学习者人数居多。他们三年学习期满后，经考核可成为候补主事，依次等待补缺。此外，拔贡、举人也可通过一定途径成为候补主事，只不过升迁机会，比进士出身的同僚要少很多。总理衙门章京即从上述人员中选择。根据总理衙门章程，“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由各衙门出具考语咨送，由总理衙门“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⑨。也就是说，总理衙门章京是从已任部院司官的人员中考选，他们中的汉员，皆已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洗礼。总理衙门章京考试，一般从儒家经典中出一道论题，要求考试者围绕文句进行自由论述。一般限定两小时，数百字即可。主要考察应试者文理思路是否清晰、字迹是否工整。外务部对这一选官制度，照单全收，章程规定：“司员保送考试，仍照总署旧章办理，惟必须慎选人品端正，学识通达并年力富强者，方得保送，每次考取记名，请以二十员为度，遇有额外缺出，按次传补。”⑩ 特点之三，外务部设立丞参职位。总理衙门的官员结构中，在堂官(大臣)和司官(章京)之间，还有称为“总办章京”的四名官员。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督率章京，及时向大臣汇报情况。外务部成立之时，设立四司与司务厅，各司、厅官员由总理衙门章京改任。为安置四位总办章京，外务部在司厅之上，另外设置左右丞、左右参议的职位。按照清朝制度，六部堂官最低为侍郎，秩正二品，而六部司官最高为郎中，秩正五品。他们的品级之间，有较大的鸿沟。司员在位至郎中以后，大致有三种上升途径：或外任各省的知府、道员，或保送京堂，或考选并担任御史。这三种途径，都要求他们离开原来的机构，因此六部很少能产生术业有专攻的官员。外务部设置的左右丞秩正三品，左右参议秩正四品，恰好在堂、司两级官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外务部官员可以从低到高、久于其任，进而从制度上为外交官的职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根据章程，丞与参议还可以出任驻外公使。与此对应的是，外务部司员可外任驻外参赞、领事、随员。本来，西方各国外交部成员与驻外使馆人员互相调用，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总理衙门时期，部内司官多出自科举，而驻外使团没有出身限制，杂途人员为了得到差满之后保举的机会，夤缘求取使团内的职位。因此，两部分人群彼此分离。到外务部时期，他们之间的互用原则被明确写进外务部章程，形成一项行之有据的制度，这也是对外交官职业化的一个推动(11)。1901年底，外务部进行官员任命。丞参及额内司员共28名，全部来自原总理衙门章京。根据表1显示的总理衙门与外务部人事嬗替，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人事上存在明显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