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中葡关于确定澳门界址的谈判，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判，中葡双方的代表开了九次会议之后，在没有共识和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会议，事件的发展及结果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会议在多次磋商之后仍然苦无结果？在谈判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跌宕、又有些什么因素在左右这次谈判？这次谈判涉及的，是澳门和中国的边界，是关于葡萄牙可以管理多大范围的中国土地问题，这对于中葡双方都意义重大：清政府故然要确保领土丢失在最小限度；葡萄牙当然要趁机得到更多的土地，因此谈判时双方在表达自己谈判立场的同时，都希望通过控制话语权来控制谈判的议题和方向，因此在谈判桌上争夺话语权不可避免并成为双方赢取谈判的重要筹码，换言之哪一方掌握的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大，哪一方自然能借这次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哲学家的话语理论中，权力话语不再是传统观念中只属于强者，而是可以透过自身或外在条件进行转换或增减。葛兰西的观点是在精神层面的干扰上，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一方不一定是在武力的优势上，而是掌握“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层面，使同类文化和价值链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①而福柯则在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后，指出权力话语是在同目标的内部关系中建立起来和发挥作用，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而言就是“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权力并非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②因而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中，谈判的优劣势不能再以传统的武力强弱来衡量，而是透过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角逐，来争夺谈判的主导权；当中还不能忽视中国和葡萄牙两个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背景：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葡国则是西方老牌的殖民帝国，这次会议除了在权力话语的角逐以外，还增加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由于双方都“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③的思想方式来和对方沟通，对于各自立场表述以及对方态度的理解，自然有一定的隔阂和距离。在文化和话语权的角度来分析这次谈判，能更深入从事件结构的本身来分析这次谈判的背后现象。 一 澳门勘界谈判：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博弈场所 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所言，1909年中葡的勘界谈判是“中国建立共和制以前西方势力困扰中华帝国的最后问题”④，当中不但牵涉了澳门的主权，还代表了清政府和葡萄牙在国力和领土上角力的成败。勘界的前提是履行1887年的条约，后续却因谈判的没有结果及澳门界址未定引发民国初期中国民间对澳门问题的关注和出现的激烈反响，因此影响深远。过去无论在中葡条约、勘界谈判以及民国初年中葡的边界纠纷皆有不少研究成果。1887年条约方面，黄庆华认为葡国想透过条约以合法形式正式占据澳门，却未能从1862年至1887年多次谈判中取得所需，原因在于：1.条约文本语言的使用；2.俄、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葡国的支持不足；但最重要还是“清政府虽然昧于国际法，但并没有丧失领土主权的意识”，这成为1909年勘界谈判中方的主导思想。⑤邹爱莲则从清政府允许葡萄牙以鸦片缉私为名，占据澳门为实的历史事实来说，“葡萄牙虽然有英、法等国的支持，但其国势早已衰弱，在它强大之时没有得到的权力，在衰落时清朝政府却轻易交给了它，这不能不是中国历史的耻辱和悲哀。”⑥李永胜考究了1902年到1904条中葡之间修订的商务条约，提出是葡萄牙想利用鸦片税收、协助缉私及兴建澳门至广州的铁路为名，达到扩充澳门界址的目的，但这些意图落空，重要原因是当时清政府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以及清朝官员强烈的维护领土意识。⑦李全新和林文也认为，在中葡签约过程中，葡方漫天要价的资本来源是理解中国急需鸦片关税的款项，但以张之洞为首的广东官员能“从维护对澳门拥有主权的立场出发，反对向葡萄牙作出妥协”⑧，致使葡国未能凭签署通商条约来达到侵占澳门以及其余邻近岛屿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吴传清和覃波也认同，指出张之洞是其中一个极力主张在领土问题上寸土不让的官员之一，全赖张之洞的据理力争，致使签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时，葡萄牙才被迫同意在会勘界址之前双方要维持现状⑨，于是有1909年的谈判出现。 目前关于澳门勘界的研究，当数南京大学黄鸿钊教授做得较为深入，他编纂的《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结合了《澳门界务争持考》、《筹办夷务始末》、《澳门公牍录存》、《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及《香山县志》等中文文献，把勘界谈判的背景、过程及始末以档案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⑩；与之相对的是萨安东《葡中关系史数据汇编》，当中收录葡萄牙属务部外交司署内部于1921年发行的《澳门问题备忘录》，大量的葡文及英文档案都能以葡萄牙的角度展现对勘界谈判及中葡争端的立场(11)。黄鸿钊在研究了原始资料后指出，是广东民间的强烈反响促成清政府要与葡国进行划界谈判，而谈判期间葡国以武力威吓及将事件提交国际法庭，希望以此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力；反之中国方面则是民间压力逼使清政府“不得不表示俯顺舆情，对澳葡采取强硬态度。”(12)广东民间对勘界问题的关注，包括香山开端口、组织关注勘界进程的各个民间团体，使民间力量成为中葡谈判桌以外重要的干扰势力(13)。葡国方面则理解清政府迫于民间的反对压力是中方在谈判时不能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于是先是求英国，继而提出国际公断以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4)，故此其他西方国家也成为谈判的另一参与者。萨安东同意勘界谈判中葡双方都是在互相妥协的立场上取态，但会谈最终无功而还的原因还是外界的影响，他以葡国的立场指出“有些民族对领土的心理因素的重视程度，有时超出了其固有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这种纯朴而又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使调节和解决争端的国际性机制失去效力，换来的只是国际社会尽失和平和安宁。”(15)勘界谈判的无结果，除了外来力量干预，还有一样自身的问题，即中葡双方立场迥异，而且由于文化差异，双方在条约解释和国际法认识角度上都有很大的分歧，让双方难以达成共识，谈判也就注定失败。(16) 事实上，中葡未能在勘界谈判取得成功，后果未有如萨安东所言“国际社会尽失和平和安宁”反而触发了民国初年中葡之间一系列关于澳门地界和水界的纠纷，民国政府多次就澳门问题与葡国谈判，广东民间及广东官员很关注澳门的界址问题，然而葡萄牙却透过一系列侵犯行为来实现“非法扩展界务这一传统”(17)，例如1919年青洲浚海事件、1921年的银坑事件等，中葡双方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但由于葡萄牙扩大占领澳门以外土地的意图不变，广东政府民间收回澳门的声音不断，这些交涉一开始就举步维艰，最终也是无功而还。(18) 从上述对中葡澳门勘界事件的文献分析，可归纳出这次谈判的权力话语的争夺过程：中国和葡国都各自有话语的基础，中国源于对澳门故有的主权；葡国则仗着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以及中国多次战败的时势来“趁火打劫”；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出现了权力的让渡与增长，中方源于民间的力量，葡萄牙则是西方国家的暗中支持，故此这次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角力，谈判的权力话语出现下图的转折与博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