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张穆(1805～1849)与何绍基(1799～1873)在北京发起创建顾(亭林)祠，以纪念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自顾祠建成次年起，一批士大夫开始每年定期举行公祭集会，成为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文人雅集活动之一。①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在京所有重要的西北史地学者，包括魏源(1794～1857)、张穆、徐松(1781～1848)、何秋涛(1824～1862)，都是重要的参与者，②甚至可以说，顾祠的产生即是西北史地学者密切学术联系的结果。这个事实表明，顾炎武对于西北史地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顾炎武何以成为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者共同的学术崇拜对象，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看去那么容易回答。顾炎武对于边疆研究者固然有学术榜样的意义，③但其最重要的地理学作品《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未定之作，当时流传也不广，故其在西北史地学者中的巨大声誉，更多地要用地理学之外的理由来解释。 一、顾祠会祭的政治主题 顾祠会祭开始于鸦片战争刚刚落幕之际，参与者多是热衷于对政局发言的士人，④表明这项文人雅集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 一方面，对明代遗民顾炎武的表彰导致的是宣南汉族士大夫政治忠诚感的空前高涨，名节与忠诚成为顾祠会祭的政治主题。顾祠会祭包含了当时所有对政治积极发言的科道官及词臣，他们受顾炎武这样的明代遗民的感召，以对中原文化传统的高度忠诚看待政治问题，主张道德原则至上的政治观。这些士大夫不满当时的世风士习，认为士人并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所以才会有战争的失败。有鉴于此，他们除了发掘历史资源及研习社会事务之外，还呼吁士大夫结成政治性的联盟，以战胜外来的威胁及内部的腐败力量。咸丰二年何绍基出都主持四川乡试，有诗留别顾祠同人说：“友朋何事怅离别，别后相期在名节……亭林祠构今十年，海宇才杰争随肩；文词固勉根柢厚，风骨多有冰雪坚；时事艰难各努力，身世遇合仍关天”，⑤互相期以名节、激发对王朝的忠诚正是顾祠会祭最大的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清朝针对士人结社的严厉政策余威尚在，如此公然的大规模聚会活动仍会引起时人的侧目。“士夫正同游，人世岂容避”，这是顾祠同人王梓材题赠张穆的诗句。⑥如同这句诗所体现出来的，士大夫之间的交游是他们关怀世务的途径之一，这也是顾祠会祭对于鸦片战争时代政局的意义所在。顾祠同人戴絅孙(1796～1857)曾尝试为东林党人正名，说“‘天下有道而庶人不议’，不议而必曰‘有道’，则苟非有道之时，未有能不议者也”，这句话其实就是顾炎武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的翻版。⑦戴絅孙并说，即便不议，那也是指庶人而言，士大夫正身立朝，不应当避党人之讥而畏葸言事。⑧在顾祠的纽带之下，晚明士人结党议政的风气与顾炎武批评政治的精神一同复活了。 不仅顾祠会祭中人对彼此有如此期许，旁观者也往往视之为东林、复社。徐鼒(1810～1862)在自编年谱的道光二十八年条下，写下了一条很有意味的记录： 时何子贞编修、何愿船比部、张石洲召同志醵金建顾亭林先生祠于报国寺之西偏，春秋佳节，以牲牢酒醴祀之……主人(徐鼒号敝帚斋主人)尝自顾先生祠中，遇某阁学于途，曰：“君自名士。我不读书，不识有顾先生也。”又尝酒酣论文，为要人所忌。友人某私戒之曰：“古来以文得名者，亦以才得祸。东林、复社，可惧也。”主人闻之悚然，自是同人酬酢唱和，辄以事辞。⑨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徐鼒的“友人某”，后来参与顾祠会祭的孙衣言也有几乎一致的说法：“始顾先生祠初成，余实在京师，余友孔绣山、叶润臣、朱伯韩屡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⑩“未敢往”的原因，可以从另外一位顾祠同人鲁一同的诗句中得到理解：“朝士或不与，与者疑登仙；以兹盛传播，亦复遭讥弹”。(11)之所以顾祠会祭声光甚盛、以致遭到“讥弹”，并且令会中同人倍感压力，第一是因为顾炎武身为胜朝遗民、此时的政治地位还处于暧昧阶段，(12)第二也是出于对文人结社行为的本能恐惧，也就是说，顾祠所遭遇的负面评价主要还不是来自于顾炎武，而是顾祠同人定期聚会、声气相求的人际行为。 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中，几位西北史地学者参与到顾祠会祭的活动中来。早在顾祠创建之先，在京西北史地学者中已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人交游网络，包括程恩泽、俞正燮、沈垚、徐松、张穆等人。顾祠的创建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大家共同的学术和人格榜样，另一方面也是巩固、延续这个交游网络的需要。研究边疆史地的学人群出现在北京、以至于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建起一座纪念明代遗民的祠堂，其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 许多清代“经世”学者都有过在京师居住或供职的经历。实际的政治经验、对朝廷政治的近距离观察，以及有机会接触大量官书档案，成为他们完成自我训练的必由之路。像龚自珍、魏源、徐松等人都曾任内阁中书，得以阅读秘阁藏书是他们得以成学的重要步骤。(13)正如魏源所说，“京师，掌故海也”，(14)京师在了解本朝历史和当代政治事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5) 这同时并存的三种因素——士大夫的政治觉醒与自我拯救、敏感而暧昧的政治舆论，以及身处京师这个政治中枢——共同构成了西北史地学人群体所处的政治环境，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与时代刺激，并不仅仅是清代中叶的西北边疆危机，也包括整个道咸时期的时代格局。故对西北史地之学意义的理解，亦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