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3)06-0037-06 自康熙八年(1669年)建“直隶省治”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移督”天津(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在1913年行政建制改革中将直隶省会正式移至天津)，保定作为直隶首府一直是直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有着“畿辅首邑”的美誉。然而，到清末民初，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北重镇逐渐失去了它的显赫地位，其地区政治中心地位被新近崛起的沿海城市天津一步步取代。 保定这样一座传统内陆城市的衰落伴随着天津这样一座沿海城市的崛起，二者的此消彼长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什么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原因和可资借鉴的规律以及二者的变化怎样影响到直隶地区政治中心的移转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天津发展变化的研究成果甚丰，发表了一批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变化的文章与论著①，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近代天津的发展和演变，对了解和认识天津社会的特点及天津的城市性格很有助益。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天津这单一个体城市进行的研究，对于近代天津变化与其周围城市的互动关系、对于天津与职官关系的研究都还关注不够②。对近代两座直隶省会城市——保定和天津及其二者互动关系的问题个别文章虽略有提及③，但基本上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有关职官(三口通商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对城市的影响问题、近代直隶地区政治中心移转及典型的内陆城市保定在清末民初的沦落及城市功能的衍变等问题，也都有待开发与研究。本文试以清末民初保定城政治功能的衰落和天津城政治功能的凸显及其相互的互动关系为个案进行对比研究，从中探讨近代中国传统内陆城市衰落与地区政治中心移转的成因，以供借鉴和参考。 一、天津的开埠——直隶政治中心移转的客观成因之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侵略的目标由南方一步步深入到北方。由于天津地处南北大运河与海河的交汇点，有着发达的水陆两道直通内地，帝国列强又看中了天津这个“北近京师、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1]的中国北方重要出海口，认为“在中国，除去上海或许还有广州，没有任何一个口岸像天津这样有着同内地如此良好的水陆交通”[2]328，于是在19世纪中叶借助种种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强逼清廷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紧接着1860年又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抢先在天津划占租界地，天津自此开埠。自英国在天津抢先划占租界地开始，在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法、美、德、日、俄、意、奥、比等接连在天津划占自己的租界地，一个城市集中了这么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地，在全国独一无二[3]488。各帝国在天津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后，便在租界大兴土木，以西方人的理念和方式对租界进行规划和建设，由此，近代的天津在“破”与“立”的状态中开始走向中西合璧的城市化，其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带有殖民性质的租界建立起“国中之国”，实行独立的行政自治权及治外法权，从而打破了天津传统的政治格局，破坏了中国固有的行政管理体系。如天津英租界，仿照其本国的政治制度，设置了天津英租界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工部局，它们均为租界的决策机关与最高行政机构，实行侨民的“自治”。由于其在津最早建立租界，将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地段作为租界的界址，又通过进行如水电、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商业及住宅建筑、疏浚海河、修建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中外资本适宜的投资环境，英租界也成为天津各租界中经济最发达之处。其逐渐建立起的工厂与洋行促进了近代进出口贸易与商业的发展，天津当地的经济重心也由传统的天津老城区转移到英租界。河流的疏通与码头设施的修建使得原天津三岔河口那往日“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4]48的南北大运河转运站的繁华景象逐渐被英租界所取代，三岔河口的航运中心位置也逐渐转移到英租界。清末民初期间，其他国租界也纷纷仿效英租界在天津进行着殖民性质的扩张与侵略，改变着天津城原有的城区格局。天津城在近代俨然成为一座体现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风格特色的“万国汇总基地”。 清末民初天津城的开埠使得近代北方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展，由原来国内各省之间的贸易转变为中国与国外的通商而走向国际化。天津城经济中心由三岔河口向租界的转移，也使原有的南北往来之要冲的“天津卫”成为近代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五个港口在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1871-1936年)”可见近代天津在几大港口中的比重值的状况(表1)。 表1中数据显示： (纵向分析天津)天津在1871-1936年的65年中对外贸易比重值始终处于稳固上升状态，其增长值基本都是正增长。如：第二个10年(1881—1883年)与第一个10年(1871—1873年)相比上升了1.3；第三个10年(1891—1893年)与第二个10年(1881—1883年)相持平；第四个10年(1901-1903年)比第三个10年(1891-1893年)上升了0.5；第五个10年(1909-1911年)比第四个10年(1901-1903年)上升了0.9；第六个10年(1919—1921年)比第五个10年(1909-1911年)上升了2.9；第七个10年(1929—1931年)比第六个10年(1919—1921年)上升了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