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长江三角洲水灾的时空分布与社会响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成赛男,杨煜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成赛男,(1988- )女,河北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 杨煜达,男,(1968- ),云南腾冲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历史边疆地理研究。

原文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翁心存日记》等历史文献资料,重建了1840年长江三角洲水灾的时空分布。本次水灾的主要天气成因为梅雨期偏长、雨量偏多。其灾害程度一般。对常熟区域社会对水灾的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直接受灾的农民能迅速对灾害做出反应,驱动社会力量的动员。官府和士绅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目的,组织赈济。无论官赈和民赈,皆操于胥吏之手,使得赈济的效率低下,而鸦片战争亦使得该年灾害的社会赈济更加困难和复杂。江南区域社会存在的赈济体系能使灾害损失在社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制度及事件对区域响应机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1-0026-13

       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变化研究中,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响应,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而探讨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曾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人类社会自身对这种影响的响应及其机制,不仅可以深化对人地互动机制的认识,还将对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导致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目前对这一领域已有很多研究。章典等的研究从大时空尺度上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进展的影响①。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葛全胜与王维强等研究了对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三者关系等②。许靖华讨论了气候变化与民族大迁徙的关系③,以及邹逸麟、满志敏等对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与气候寒暖变化关系的研究等④。2007年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Nature上关于唐朝灭亡与气候关系的讨论,将这类研究推向了高潮⑤。

       灾害史的研究在另外的视角下展开。这些工作梳理总结历史时期各种天气灾害的基本状况,着重探讨历史时期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复杂的影响⑥,以及社会形成的赈灾体系,进而讨论由此体现的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诸多问题⑦。这些工作虽然不直接讨论气候变化,但对揭示作为气候变化直接体现的天气灾害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社会的救灾机制及其运作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社会是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气候事件施加到人类社会的影响,经过社会内部复杂的分解、传递和反馈,其表现出来的响应方式与后果亦十分复杂。近年来,学界开始探索另外的路径,希望利用具体事件的研究,来探索社会响应机制的问题。在这方面,方修琦等通过对一系列天气灾害事件的研究⑧,讨论了社会对此的不同响应方式以及影响机制,将研究进一步导向深入。

       目前的研究,偏重于重大天气事件的社会影响,对一般性天气灾害的社会响应研究不多。而对一般性的天气灾害的社会响应的研究,不仅可以为重大灾害的研究提供参照,更重要的是,透过社会常态化的响应过程,实际可以更好地揭示这种响应的机制及其诸多社会因子的复杂作用。但是,对一般性天气灾害的研究,其困难在于一般文献中对这种灾害的记载远远少于重大灾害。因此,研究这类灾害的社会响应,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在这方面,历史日记资料记载系统翔实和连贯,且包含时人对灾害事件的直接观察与认识,相对于其他类型史料,在资料的分辨率与可靠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已较多地运用于历史气候的研究中⑨。

       184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遭遇水灾,给区域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恰在本年,历任国子监祭酒,工、户等部尚书的常熟翁心存以其母老病在籍侍养,其留下的长篇日记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时期记载天气现象最详细的日记,史料价值极高。本研究拟以《翁心存日记》的记载为基础,结合档案、方志、笔记等多种文献资料,在重建该次水灾的时空过程及天气成因的基础上,以常熟地区为例,剖析这种一般性灾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过程,以及社会应对机制。尤其关注这种常态化的应对机制运作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趋势,或可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响应机制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案例。

       一 1840年灾害的时空分布

       长江三角洲地区当年入春雨水较多。江苏巡抚裕谦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奏报:“江苏各属所种二麦或因上冬雨雪过多,积水未能骤涸,或本年入春以来天气阴寒,雨水较多,高田尚属葱茂,低处稍受损伤,并有不克播种之处,以致收成不无减色。”(11)

       进入五、六月份(5月31日-7月28日),长江三角洲出现了连续的降水过程。方志资料对此多有记载,如丹徒县:“夏五月霪雨不止,诸山拆,石倾木拔,焦山、北固为甚。”(12)金坛县:“五月大雨五昼夜,水势暴涨,建昌圩堤决,村落水及扉上。”(13)五、六月间的持续阴雨影响了江南省的乡试,据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1840年8月15日)上谕称:“江南省于五、六月间连降大雨,山水骤发,江潮涌灌入城。据该督等奏称,现在贡院内积水日增,无从宣泄。”(14)《翁心存日记》六月七日(7月5日)记载常熟地区“昨夜水又斗长一尺,今日又倍之,城河水已平堤,西泾岸、九万圩低洼处已溢上岸,行者徒涉,且有入屋内者矣。里人云较道光三年仅低尺半耳。”(15)

       可见,五、六月份的降水已经使长江三角洲多处受灾,而七月份的兼旬大雨使得低田积水更加难以消退。江苏巡抚裕谦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的奏报表明,在五六月份的积水尚未消退之时,七月初(7月末)又连降大雨,滨江沿河地区灾情加剧:“前此积水本未消退,今又兼旬大雨,江潮山水同时并发,湖河涨漫,上游启放闸坝减水下注,一时宣泄不及,致将圩围冲缺,低田益加淹浸……讵料水势有长无消,滨江傍河各属民田、庐舍无不被淹,小民荡析离居,实堪怜恻。”(16)

       到了八月份,天气转晴,之前因连续降水造成的灾情有所好转。从江苏省八月份的雨水粮价折可见:“惟自入秋以来田常晴霁日多,间有受旱之象,收成难免减色。见低洼各处前因被水漫淹较广,田禾不无受伤。前经设法疏导,积水虽已渐次消退,尚未全涸。”(17)《翁心存日记》中的逐日天气记录也表明,八月份以来,常熟以晴朗天气居多,没有出现加重灾情的降雨天气。但夏末至秋季,长江三角洲南部的湖州府属兼有旱涝。先是八月份因雨泽稀少稻禾受损,继而九月份阴雨连绵影响收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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