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近代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贸易转口港，然而由于其系英国人统治下的自由港，没有关税收入来支撑其政府财政开支，港府的财政收入除了少量来自宗主国政府的拨款外，剩余大部分须自行设法筹措，当中便包含有不少来自“灰色产业”的收入。其中来自鸦片专卖制度(俗称“鸦片庄”)的收入由于历时长久故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①；相比之下，来自赌场专营制度(俗称“赌博庄”)的收入由于其只存续了短短四年时间(1867～1871年)便告终止，故不为人所重视，专门探讨该问题的著述并不多见。代表性的香港通史著作对近代香港的赌博问题有所论述②，也有相关的专史著作问世③，但这些著作在提及赌博庄制度时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赌博庄制度是由香港第六任总督麦当奴主政后推出的，目前有关著述对麦当奴生平的介绍以《香港二十八总督》一书当中的叙述较为详细，但该书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其在香港推行赌博庄制度的简单经过，未能对赌博庄制度的具体酝酿过程、实际运作成效和内幕决策信息等诸多关键情节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且史实叙述存在少量讹误④。其实赌博庄制度承载了复杂的使命，被港府寄予厚望，也曾发挥过积极功效。那么在很多方面与鸦片专卖制度颇为相似的这套赌博庄制度为何只运行了短短四年时间便告终止?其间到底遇到了哪些无法克服的障碍导致该制度难以为继?本文将从赌博庄制度的酝酿入手，剖析其制度设计初衷和实际运作成效，社会各界对该制度的看法，以及宗主国大臣对该制度具体操作方式的掣肘，为读者还原出香港早期历史上出现的赌博庄制度的真面目。 一 麦当奴主政初期香港的社会现实与赌博庄制度的酝酿 麦当奴主政香港之初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形势：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各类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恶化，警察队伍非但无力镇压犯罪活动反而日趋腐败、工作低效，以众多地下赌场为据点的赌博活动极为猖獗。这种紧迫的形势迫使港府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开始酝酿推行赌博庄制度，试图一揽子解决上述众多难题。 1.财政窘境 1866年麦当奴抵港上任伊始，面对的是前任总督罗便臣留给他的一个烂摊子。罗便臣理政无方，更不善经营⑤。1866年香港的公共财政支出达97万元，而财政收入只有85.2万元，尚有近12万元的缺口无法填补，而此时拟议中的《印花税法》已广受香港各界的非议，一时难以付诸实施，政府财政已处于破产的边缘⑥。而屋漏偏逢连阴雨，麦当奴主政香港之际，由于受外界经济环境持续萧条的影响，香港殖民地的贸易活动很不活跃⑦，不仅导致与贸易活动相关的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而且因失业者日增引发了治安状况明显恶化的危急形势。因此主政者非常有必要寻找到新的税源来填补财政收支的缺口，特别是要优先保障开展警务工作的各项经费不会出现短绌，以便有力地打击日渐增多的各类犯罪活动⑧。 2.治安混乱 由于香港所处的地理环境较特殊，邻近盗匪充斥的广东省以及海盗云集的伶仃洋水域，从其成为英国殖民地伊始就是各色底层非主流人群的聚集地⑨。这种情形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广州当局当时就曾报告，每天都会有成群结队的不务正业之徒从广州出发准备到香港从事劫掠活动。另据不完全统计，仅1867年上半年就有20万人往返于香港和广东省之间。由于涌入香港的人口很多并无稳定的职业，因此赌博、盗窃、抢劫、谋杀便成了这些游手好闲者在困顿之际可能做出的选择。大案件时有发生，小案件则不胜枚举，其中很多案件的作案人均为赌徒，反映出此际的香港正处在大量有犯罪倾向的流动性人口的包围之下，唯有动用警察力量压制住这类人口的嚣张气势，才能有效打击包括赌博在内的各类犯罪活动⑩。而这一点同样也很难办到，因为警务工作存在很多弊端。 3.警务工作弊窦丛生 此际香港警务工作的弊病可以概括为三点：警察队伍腐败、工作条件糟糕、警务经费匮乏。警察队伍的腐败与欧裔警察数量太少，华裔、印裔警察数量较多有一定关系。而这些亚裔警察(特别是华裔警察)素质很低，素以敲诈勒索华人为能事，扰民的情形非常突出，深受民众诟病(11)。就打击聚众赌博的警务行动而言，很多香港警察其实就是附着于地下赌场的寄生虫，以向地下赌场组织者索贿自肥，这一点令麦当奴大伤脑筋。因此如何恢复警察队伍的廉洁与诚信确实是摆在麦当奴面前的一个大问题(12)。此外，开展警务工作的条件也着实不佳，尤其是基层警署的办公条件太差，办公用房亟待修缮和扩建，诸多警务工程需要营建，而经费却没有着落(13)。同时，欧裔警察与亚裔警察也很难和谐相处，欧裔警察有种族歧视思想，不肯让亚裔警察与之平起平坐。欧裔警察数量太少，华裔警察素质太低，最终只能靠印裔警察(特别是锡克警察)来执行大量繁重的任务，而印裔警察由于不会说中文，在与华人打交道时显然多有不便，导致很多案件无法侦破(14)。要想改变警察队伍的现状，麦当奴深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英国本土聘请品行端正、素质优异的警察来充实香港的警察队伍，而这又涉及到经费的问题(15)。 4.赌博活动猖獗 麦当奴注意到对于香港的多数华人而言，赌博都不失为一种癖好(16)。香港华人为何如此嗜赌，这需要结合其身份的特殊性来分析。涌入香港谋生的华人当中不乏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及买办，但多数人只能充任各类苦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收入微薄。对于这批苦力而言，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助其成家立业，因此攒钱无用，索性一赌了之，幸运的话还能捞到一笔小财，或许这就是华人的嗜赌习性不可遏抑的原因(17)。不过多数赌博活动都是在地下赌场里进行的，而此类地下赌场素来是各种犯罪活动的渊薮。抢劫犯、盗窃犯聚集在这里销赃，其他重罪犯也在这里打探和物色下手的对象。除了这些惯犯之外，文书、仆役等阶层的分子在此类地下赌场输钱之后，就会走上犯罪道路。而且多年的治赌经历已经证实，香港警方对此类地下赌场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打击。1865年，香港警方累计共捣毁了45处地下赌场，可是在年底统计地下赌场的数量时却惊异地发现和年初时一样多。而且警察经常和这些赌场的组织者同流合污，从而滋生出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18)。面对此情此景，麦当奴坦陈港府极有必要规划一种新的治赌方案，比如成立若干家受政府监控的赌场，此类赌场的危害性预计会比地下赌场小得多，且能有效减少警察的腐败行为(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