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对大多数中国父母而言，他们无不在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子女铺就一条成功之路，但结果却是满意者少，失望者多。胡杨便是众多失望者中的一员。 把孩子逼“跳楼”了 广州，五羊新城。 13岁的小诗人朱夏妮再也不想写诗了，哪怕著名诗人北岛都赞美她的诗“感觉清新，富于意象，特别善于瞬间的感觉”，且她的诗歌曾多次获得国内诗歌节奖项，还被译成英文入选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中国诗歌单元。 但妈妈胡杨却说：“写诗、写诗，写诗能考上好高中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朱夏妮的生活里只剩下“为考试而学习”。她叹了口气，站在阳台上远眺，写了两个小时作业，双眼酸涩。 不到两分钟，胡杨突然从身后窜出，“夏妮，你又开始玩了，不知道初二多重要吗？”听着唠叨，朱夏妮莫名火大，扭身去了客厅，一屁股坐进沙发，把耳塞塞进耳朵，将音乐的音量调到最大。 胡杨脸上挤出来的微笑转瞬就没了，跟过来一把扯掉她的耳塞，“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要考不上高中怎么办？你看看你的成绩……” 朱夏妮深深地吸了口气，转而又屏住呼吸。空气就像被妈妈下了毒，一呼吸就会被毒死。她压抑、失望，甚至有些绝望。 “她就像个神经病。”朱夏妮想着，越想越无法释怀。不管多努力，妈妈根本看不到，但只要一停下来，她就会在两分钟内出现，将那些理论、道理一遍又一遍絮叨，压得人喘不过气。连上厕所、睡觉都逃不开她的魔掌。进厕所五分钟，便听到妈妈急促地敲门；妈妈还特地搬到她的屋子，上下铺睡觉。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突然腾地坐起来，看到她没有玩手机，才放心睡去。 这是中国家庭惯用的逼迫模式，但曾经自由惯了的朱夏妮不想再妥协，“快痛苦死了。”她冲进卧室，重重摔上门。 半天没动静。胡杨不放心，连唤几声没有回应，赶紧叫来丈夫朱又可踢开门进去。 心一下子坠入谷底。窗户大开着，屋里没有人，唯见女儿的拖鞋摆在飘窗下面。这可是22楼。“啊！”朱又可绝望地哀号，迅速冲出了门。胡杨拧着眉，鼻子酸酸的，挪着步，走到窗户前，畏畏缩缩伸头望了出去。 楼下什么也没有，胡杨发疯似地在屋子里寻找，终于在衣柜里发现了朱夏妮。朱夏妮蜷坐着，因恶作剧成功嘿嘿冲她笑。胡杨却一下子大哭起来。 每个家长曾想给的蓝天和白云 在朱夏妮的记忆里，以前的妈妈可不是这样的。 胡杨曾是教育杂志的编辑，对如何培养孩子，很有主张。她和朱又可结婚早，一直因工作到处奔波，定居乌鲁木齐后，在婚后第十年，33岁的胡杨有了女儿朱夏妮。 “身体健康、开心最重要，让她自由生长，哪怕不上学，没有工作。”2000年，胡杨看着枕边的新生命，许下期许。 胡杨努力践行自己的期许。平日里，她保证朱夏妮每天9小时的睡眠时间。朱夏妮4岁入学，老做不完作业。胡杨掐着时间，一到点就让她休息。为此，胡杨没少模仿朱夏妮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帮她写作业。 孩子喜欢阅读，胡杨就给她买书；孩子不喜欢跳舞学琴，胡杨没有给她报任何兴趣班。一到假期，就带着她出行，到各个城市，或是去胡杨朋友家的大草原，一家人并排躺在草地上数天上的云朵。朱夏妮喜欢泥巴和羊圈的味道。她抱着小黑羊，在父母面前疯跑，一个趔趄，摔倒在草地上，小黑羊毛毛的脑袋贴在她脸上，痒得她咯咯笑。 7岁那年，一家人因朱又可调职迁居广州。这些单纯美好的生活变成了回忆，朱夏妮只能把它们写进诗里，连同对生活的怨怼、愤怒，以及对妈妈的不解——那个给她美好童年的妈妈，在迁居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节节败退的教育理想 胡杨的改变是教育战争的起点。 攀比是中国家长的通病，辞职在家专门带孩子的胡杨也未能免俗。在广州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胡杨突然发现，朱夏妮处处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上的兴趣班、学的奥数…… 她每天到学校门口接孩子，总能听到家长们的各种炫，“我家妮妮钢琴过了八级，她还学了大提琴、芭蕾舞。”转头问她，她答不上来。起初，她还能忍住，但问的人多了，胡杨越来越不安：一无所长的朱夏妮，似乎输在了起跑线上。 终于，提倡“自由生长”的胡杨也给朱夏妮报了小提琴。朱夏妮坐不住，不喜欢练琴。“我想出去放风筝。”练了两小时后，朱夏妮央求妈妈。胡杨铁着脸守在她身边，丝毫不妥协。乐谱上慢慢多了斑驳的泪痕，胡杨宽慰自己：“这是为她好。” “为孩子好”，这句话在中国家庭里并不鲜见，在这一前提下，一切逼迫行为都变得理所应当。很快，高个子的朱夏妮进了排球队，因为附近的重点中学会特招排球特长生。不久，朱夏妮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了胡杨计划的那所中学。胡杨的逼迫随着女儿学习任务的加重愈演愈烈。 每天，胡杨接到老师从“校讯通”发来的短信，孩子的学习情况、各科的信息，这成为她生活的主旋律，也是和女儿交流最多的话题。 尤其是每次测验后，胡杨收到信息——女儿每科的成绩排名，这次又上升或下滑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