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分是多层面、全方位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现代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现代生活在其历史要求的客观形式上，不能离开陌生人，正如西美尔所言：“陌生人就是群体的一个有机环节，群体的统一的生活包括这个要素的特别制约性。”①陌生人社会在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在城市生活中游走，虽然相互接触、交往和协作，但是似乎再也找不到“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②的感觉了。相对于熟人社会的水乳交融、守望相助，陌生人社会则更多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冷漠、疏离与紧张，陌生人社会存在伦理风险。 一 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 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是指因他人价值认知与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或伤害。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即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对他人的危险或伤害采取了不作为的行动。自贝克的《风险社会》出版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风险”的角度审视社会伦理问题，将原本形成于经济领域的“伦理风险”分析拓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而陌生人社会交往的匿名性、行动的不确定性和关系的非持续性，不仅使风险分析成为可能，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 首先，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是伦理风险最突出的表现。在卢曼和吉登斯看来，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③。如果对他人或某个系统没有信心，期望的后果多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就是在冒风险。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基于不信任的伦理风险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社会秩序。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不同，熟人因长久、持续的交往而彼此了解，就可以确定最基本的信任，一个点头微笑、一个口头承诺都是可靠的。同时熟悉的社会情境对行为者“给予或收回信任施加了一般化的促进或抑制的压力”④。一方面，熟人相互之间是可见的，这就增加了对彼此行为进行监督与惩罚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人们守信的动机，防止了对信任的背叛；另一方面，熟人往往被联系在亲近而又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被来自水平方向的约束力量维持着信任，如果有人欺骗他人，那么就会受到其他人的干预，以保护有益于大家的和谐的互动情境。与陌生人交往则不然，陌生的社会情境消解了一般化的促进信任的压力，短暂的相遇与相见，难以防范他人对信任的背叛；生疏的社会关系网络，难以受到水平方向的强制与约束。因此，与陌生人交往，往往信任缺位，并进一步引发信任危机。 其次，纠结着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的重要表现形式。现代人常常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反映的是主体对自我集体身份归属的茫然与疑惑，其中道德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其主要向度。个人往往面对不同的文化群体或者说亚群体，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主体需要将一种文化看作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其他的文化视为文化他者。但是对此作为主体的陌生人往往无所适从，产生强烈的思想焦虑和精神震荡。于是无数哲人发出了郁积于心的呐喊。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他像一个孤独的先知，想要“重估一切价值”，直到他本人也真正变成了疯子；在经历了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哲人的思想涤荡的西方世界，终于也接受了福柯的“人之死”的观念，“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始终如一”的福柯总是刻意消解任何一贯性和确定性，包括他自己的学问和品格；吉登斯则用“个体无意义的威胁”把对现代性的反思应用于主体自我；物质主义的泛滥，如同托尔尼乌斯所言，“我们的时代是被物质生活统治着，收益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对物质生活持续不断的关注、这种永无休止的贪婪，就赋予生活以一种机械的节奏，那就只能是在感觉主义之中找到出路”⑤；物欲的膨胀和消费主义的蔓延，人的异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人们的想象力、判断力、创造力弱化，精神家园面临威胁，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这些理性的反思无不说明陌生人为主体身份认同所纠结。没有共识性的身份认同，就没有共识性的道德法则和道德权威，这种危机无疑是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 最后，难以弥合的价值纷争也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陌生人社会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总会带上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色彩，不同道德主体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评价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与冲突。迄今为止，人们都没有合理解决诸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私欲与公益、自主与规范等价值取向之间的辩难；随着现代社会的推进，价值纷争的议题仍在不断丰富，如吉登斯的“意义与支配”、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布迪厄的“惯习与场域”以及福柯的“肉体与权力”，等等。达仁道夫认为，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⑥。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基于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同文明的碰撞与纷争越发频繁，以至于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将是未来社会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也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将主宰全球政治。价值纷争也体现在为人类提供道德意义之合理性解释与论证的诸多理论的分歧与对立，诸如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德性论、责任伦理、形式化的道德法则以及人权伦理等。在陌生人社会，这一系列的纷争毫无疑问地将成为潜在的社会伦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