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4)03-0071-07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活跃的生长点，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深入分析全球化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内在关系，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努力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变革途径。生态女性主义则以女性性别视角深入探讨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试图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贬低自然与贬低女性之间的特殊关联，强烈反对西方社会父权制世界观及其二元式思维方式对自然和女性的共同压迫，主张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和谐关系，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和妇女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异同点，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共同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自然观、环境正义以及未来理想社会建构上有着诸多共同点。 第一，二者都反对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机械自然观将自然视为二元化、分裂和碎片化的，外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被严格区分，自然与文化、自然与历史处于对立面。自然不断受到人类这个绝对权威的残酷拷问和严厉质询，不得不讲出自身秘密，最终失去其原有本性。自17世纪以来，将自然视为一种机械式结构体的新科学主义自然观取代了原来那种有机整体自然观，这标志着非人类或外在自然界的各种因素已从理论上被割裂出去[1](P34)。人们基于操纵自然的目的来理论探索自然内部，以工具主义思路将其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人们坚信，科学技术在巫术般光环笼罩下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产品，人类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以及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会得到有效满足。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事实证明，偏离价值理性的科学技术并未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路线发展，在自然异化加深的同时，人的异化状况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的确是一个物理实在，但同时具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放到历史长河中为人类考察和研究。技术联系只是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一部分，二者在文化和价值等方面存在重要联系。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深的异化现状提醒人类合理控制自身行为，全面反思控制自然的非法化。 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自然”概念和“女性”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与女性有着密切联系的自然是有活力的，而非僵硬的，它并非只供人类剥削的对象，而是与人有机共存。自然与人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前者为后者提供生存所需之物，后者则应养育与看护前者，将其视为家庭和社区不可缺少的成员。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父权制以及二元论思维方式共同压迫自然与女性。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C.麦西特(Carolyn Merchant)从历史视角出发，详细论证了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观逐步被以男性为主导的机械宇宙观摧毁的过程，并精辟分析了人类企图统治自然这一妄想的父权制根源。总的说来，生态女性主义认为，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父权制主张男性中心论，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主要特征，并借助二元论思维模式和简化论科学观来实现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征服。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用整体主义的自然和谐观取代西方父权制下的价值等级和价值二分的世界观。 如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都反对把自然看成是机械的僵化的机器，认为自然界有着人类不能超越的自身界限，并作为有机的整体与人类共存。人类应该抛弃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转而运用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来探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第二，二者都重视环境实践并关注环境正义。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紧密相关，二者都是人类社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社会正义包括环境正义，解决环境难题的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J.奥康纳(James O'Conner)认为，正义应该是事物的平等生产，而非事物的平等分配。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或环境正义包括：“一方面是环境利益(如风景、有河流灌溉的农场土地)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则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如靠近有毒废弃物的倾倒场所，受到侵蚀的土壤)的平等分配。”[1](P535)人们越是奉行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环境分配性正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越会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计算无法彻底解决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环境正义应该是环境关注和社会公正的有机结合。D.佩珀(David Pepper)则强调，由于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缺乏社会正义维度，社会正义在环境问题中越来越紧迫和必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自然界被人类以非公正方式加以对待。自然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尊重，反而被人类操纵和主宰。两者的关系异化成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那种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本真关系相去甚远。其次，代际之间环境非正义现象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内含经济成本外在化趋势，不得不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未来以维持其顺利运行，这必然导致后代被迫为前辈的环境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再次，特定国家内部存在诸多环境非正义现象，每个阶级不平等地分担环境利益以及环境风险。诸如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大量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难题不平等地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其阶级性非常明显。穷人比富人更容易遭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各种危险，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最后，生态殖民主义是当今世界国际环境非正义的典型表现。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新殖民主义倾向内置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之中，其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不可能成为其生产目的，高生产、高消费的运行方式是其必然选择。这种有失环境正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高速扩展到地球各个角落。奥康纳强调，发达的北部国家对不发达的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生态伤害，前者的兴旺发达以后者的生态付出为前提。然而，这种生态伤害并非后者理所当然应承担的。更加可怕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支持下，生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愈演愈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行径直接导致国际环境非正义，这构成社会正义的最大威胁，严重损害社会正义和平等，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实施生态掠夺的生态霸权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