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5-0011-05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后，世人找到了一个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与《资本论》所呈现的那种冷冰冰的决定性思想肖像略有差异。这同时也招致了关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争论，乃至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资本论》的思想出现了断裂。分歧出现的根源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能动性与规律决定性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唯物论，其次是辩证法；首先是人的被决定性，其次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没有唯物论约束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很容易滑向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据此巴里巴尔曾坦言：“马克思所要表达的秘密不是藏在‘唯物主义’之中，而在‘唯心主义’里面。”[1]这更使得一些研究者担心会丢掉唯物主义家园，于是打造出了崇尚自由的马克思与崇尚规律必然性的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假象。其实，马克思的思想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哲学灵魂——在充满决定性的历史中让人类生长出自由的翅膀。只不过青年马克思更注重对各种不合理决定性的批判，而晚年马克思为了达到自由与决定性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不得不谈决定性。决定性规律只能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本身，此为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前提。 《资本论》从商品一般开始论证，将价值与一般劳动设定为起点。在一般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关系上，马克思展现出双重思路：一般劳动在人的目的作用下与物质质料的辅助下成就了具体劳动，而所有具体劳动又均具有一般性。具体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差别是一般与具体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体现在：一般性在于其物质客观性，而具体性在于目的的特殊性。 一、从一般到具体：对象化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对象化指的便是目的的现实化。目的存在潜在与现实双重维度，实现目的必须诉诸必然性手段。因此，目的本身具有自由性，而手段则具有决定性，后者表现为规律。对象化是通过必然性手段赋予一般劳动以现实的、可感知的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具体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2]60。它表现为物质性存在在目的作用下被转化为劳动产品，继而将产品用于交换。如果说物质性存在是劳动产品诞生的充分条件，那么目的就是劳动产品的必要条件。从《资本论》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一个思想取向：目的优先于物质性存在。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过程从价值分析开始，价值由一般劳动所构成，然而“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2]61。广松涉指出：“商品，只要是产品，就是生产的结果，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应该‘一般生产’先行。”[3]一般劳动是具体劳动的本体，具体劳动是一般劳动的现实化，这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典型的“从本体到生成”的思路。既然一般劳动中没有物质原子，这意味它既不能被感觉所捕捉，更不能被哪类主体所直接把握。换言之，一般劳动高于所有个体而存在，但没有谁能将其彻底实现。反之，如果没有一般劳动，具体劳动随即丧失了可以统一的依据，也不可能作为一种共同尺度去建立社会关系。因此，对象化的目的性维度表现为：人的目的通过改变对象的形式将一般劳动性注入产品之中，继而通过改变对象的形式以满足一种需要。产品又为个体目的提供交流的平台，最终使这个没有自然原子的价值得以呈现。 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物质性存在一般被理解为具体劳动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这也是对“物质决定意识”的典型论证。然而马克思终究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突出人的地位，劳动的一般性如同一种力量赋予人类，从而使存在物依照目的需求完成形式上的转变。人的目的将劳动的一般性注入物质存在之中，使其为人服务。没有人的目的，再完美的自然质料也难以发挥自身的作用。“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2]588。 当我们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差别上时，物质的决定性自然突显出来；但是当重心被放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上时，目的论中的自由维度却是唯一的突破口。不是马克思厚此薄彼，而是由于隶属于不同理论前提的研究者想要突出哪部分马克思思想罢了。马克思显然在其著作中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理论滑向唯心主义，他拒不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合目的性，而是用规律取而代之，以突出自然的合规律性。不过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关系，丧失目的性维度的自然很难呈现为一个功能性整体，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其有用性维度与存在的价值。 但如果认为自然是一种功能性整体存在、承认人的行为是自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这必然暗示着对一种先验目的的肯定，显然与唯物主义思想相悖。马克思的思想路径是：完整的自然规律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现实运动才能逐渐呈现。他既不承认先验目的赋予自然的功能性，也不认可用意识再现的规律代替客观规律本身，而是采取了自然的价值要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的路径。规律性自然只有同社会目的完美融合才能在既体现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自由性。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之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4]301可见，正是人的目的的发现带来了物质的决定性，而物质决定性则体现在社会关系的约束力之中，而不是某种个体目的的一厢情愿。 如果说青年马克思设立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蓝图的话，那么《资本论》就是对这种蓝图的具体实践。人与自然并非不存在融合的基点。马克思写道：“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2]56。“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2]209。可见，人与自然的统一的根基在于“一般的物质性力量”，这种力量在自然界中表现为“自然力”，而在人那里表现为一般劳动。之所以说两者是统一的，恰恰是因为劳动本身就是自然力，但没有目的的自然力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劳动力。若没有社会关系，自然规律的约束力根本无从谈起。马克思写道：“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208。与其说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点是肯定外在的物质性存在，不如说是肯定劳动本身的一般物质性，并强调通过这种一般性力量来改变世界。只有人的目的出现，才能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创造着社会，继而用社会关系约束个体目的。正因为物质性力量具有一般性特征，它才能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获得揭示，个体或理论都不具有完全把握它的能力。故而，决定性力量只有通过人的目的才能发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是一般的物质性力量，而非现实的存在物。约束人的力量并不是存在于人的行为之外，它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与目的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