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即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必须对“历史语境”的变化有所反映和体现。纵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哲学对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反映的历史是曲折的。有学者主张，当代中国依然应该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即坚持从“本体论”出发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另有学者主张，当代中国应该从“范式”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即坚持从“方法论”出发研究和阐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历史曲折，但从根本上看，这一曲折始终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或者说，是围绕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的。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而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从哲学改造世界的意蕴上理解，要发现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更为有效的方法还应该是从“范式”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因为，“范式”主要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蕴”，而“形态”主要是“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九种研究范式，即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哲学史范式、文本学范式、对话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中国化范式、部门哲学范式和出场学范式①。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主要探索出场学范式，即阐释出场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原则。出场学作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任平教授从马克思哲学应该是“前提批判”这一立场出发而发现的。任平教授认为，从“形态”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就是直接陈述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容易陷入“独断论”哲学的泥潭，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保障马克思哲学的持续“在场”，即在任何领域都不能令马克思哲学缺场。这就是说，出场学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以解决马克思哲学在某些状态下的“缺场”问题为背景，以构筑与当代中国“历史语境”相适应的哲学研究范式为目标的哲学研究形式。也可以说，“出场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根源于出场学的“核心理念”，即“出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场”超越，“在场”超越的可能性根源于“出场”辩证法。但“出场学”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是以“范式”的存在为前提的，澄清“出场学”的存在前提，就是承认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即认可范式多样性是出场学合法性存在的逻辑之根。 “范式”多样性：出场学的存在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既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马克思哲学则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前提，即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换言之，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用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因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既定的哲学形态；方法论是用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对既定哲学形态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本质上是一元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本质上可以是多元的。这就是说，不同的研究“范式”，可以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哲学就是前提批判”的意蕴理解，不同“范式”的差别就是“方法论前提”的不同，而这种“方法论前提”之所以能够不同，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具有差异性。所谓“方法论前提”，就是指对一种既定的哲学理论进行诠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即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不同的方法论前提都是不同研究路向与特定研究主旨的统一；方法论前提的前提都是方法与观念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一的出场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从本质上看，就是因为研究“范式”多元性特征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研究“范式”能够多元性存在，出场学才有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研究范式。而之所以说研究“范式”具有多元性，是因为研究范式理论能够符合“方法论前提”的以上三个特征。 从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展现出的多样性，深刻表征了“出场学”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哲学是一门十分特别的学问，不仅表现在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有着自己的研究重点，更为特殊的是，每一种哲学体系在不同的“时境”和“语境”下，都可以被作出不同的理解。从现实生活世界看，对同一种哲学体系差异性解释的历史已无从考察，但从逻辑的视角推理，它的起源应该与该哲学体系处于同一个时代，即该哲学体系在人们之间开始传播的时代。这种路径解读的根本主旨只有一个——对“同一性”的“膜拜”。在“同一性”的驱使下，每一种解读都视其他解读为“异端”，而只有自己的解读才是“正统”。但事实上，“同一性”这一“魔咒”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客观实在”，不能被赋予多种解释，只能从文本文献学视角去理解这种哲学体系本身，每一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对该哲学体系本身的“背离”。比如，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等的研究，就是基于这种观念的研究；另一种可能是，每一种哲学体系虽然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体系，但由于理解能力的相对不足，暂时还没有发现可用于解读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后现代性哲学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理解，虽然直接的目的是解构“同一性”，但从方法论上理解，就是要改变“同一性”的思维，创新多种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哲学解释理论的创立即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当下时代，“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学术观念。既然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解释体系，那么，出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就有着理论上的可能。当然，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是事实，但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范式多样性的展现，可能性就显示出现实性。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是需要合法性证明的，出场学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为，使某种理论重新“出场”是“出场学”的根本任务或目的；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呼唤怎样创新，“出场学”能够为这种创新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引，因为，无论是出场学，还是“范式”，都是基于“方法论”而产生的概念；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样性的出现，意味着出场学核心主旨的实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以适应时代精神的新内容重新“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