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4-0001-05 哲学思想史常常显示出不同的致思取向，不同的致思取向往往交汇在一个共同的问题系中。本文试图将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哲学终结论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进行一种比较性的探讨，意在深化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的领会。马克思实践观变革与海德格尔所谓“回复”都是在生存论意义上展开的，但是对实践的规定却完全不同，并由此规定了两者生存论的不同性质。马克思的实践观显然是在激进思想背景中强调主体“人”的实践及其历史超越，海德格尔所谓“实践”则是向存在本身的回复，且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拒斥。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及哲学的批评，也特别针对马克思的遗产，这就是将马克思所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再次问题化，马克思使哲学转变为实证科学，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恰好表征着思想的再度贫乏或缺席。海德格尔的批评再次使我们回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或生存论基础。当然，这样的探讨在现代理论史上依然重要，因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话语所抽掉的，也正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但是，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阿尔都塞，当他们否定或抽掉实践活动的哲学人类学基础时，实际上都无法把握到马克思在现代性意义上所揭示的实践。 关于马克思有关哲学终结的探讨，我们不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谓“消灭哲学”的说法切入，而是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活决定意识的存在论命题及其有关实证科学的判断。“消灭哲学”的说法的确是针对黑格尔的，但这一说法会带出一种极端的实践概念，一种类似于赫斯的行动主义的实践，其表现形式即“愤怒的情绪”，这一情绪实际上会导向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这同样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所批判，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的实践，是有理由克服这样的倾向的。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历史观方面深化了生活的存在论意义，这种深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的历史进程讲述个体如何提升为人类整体，二是完成生活的存在论或生存论的建构。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直观事实。“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这个命题之所以只是经验命题，是因为它是人们面对历史时就可以直观到并加以承认的基本事实，马克思在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要宣示一种个人主义价值观，而是要带出人类生产活动的本体论性质。因此，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67并且“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67。用纯粹经验的方式来确认，并不意味着用相应的方式来理解。事实上，在理解人的个体生命及生产时，马克思同时强调要超越单纯的肉身性或生理性，而一定要立足于相应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67-68由此，个人必定不是费尔巴哈那种“离群索居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71-72 在描述和界定“现实中的个人”时，马克思删去了一段话，这段话是从意识或观念层面对“现实中的个人”的描述[1]67，72。前面在描述“有生命的个人”时，也删去了一段话，大意是反对从思想(启蒙话语)、而应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定义“个人”。删去的文字较长，本身就很精彩。马克思之所以删掉这样的段落，其意当在保持“有生命的个人”及“现实中的个人”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因为接下来马克思要处理的正是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不希望意识“提前”介入对“个人”的分析。当面对和处理意识问题时，马克思直接带出了意识面对存在及其生活的受动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2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种现象的还原，即意识被还原为存在。由此，那个被近代意识哲学建构和定义的实体、甚至于意识的独立性就被拿掉了，而存在则已转换为生存：正是在“生存”(Existence)以及生存论的意义上，意识才被真正看成是存在的属性及其表现形式——所谓“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是，这里，存在本身又表现为一种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大全”，马克思干脆称之为“人们的存在”。“人们的存在”不同于“个体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与“现实中的个人”如果离开“人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虚无，即施蒂纳所谓“唯一者”。至于如何把握“人们的存在”，马克思干脆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对近代意识哲学以及思辨哲学中的存在论话语的颠倒，“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3颠倒过来的话语乃是生存论性质的，其中包含着对“有生命的个人”的新的承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决定生活，乃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生活决定意识，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73。这一区分至关重要。马克思的意思是，在意识哲学与思辨哲学中，“有生命的个人”实际上只是抽象的规定，从笛卡尔的“我思”，直到青年黑格尔派津津乐道的“自我意识”，均是如此。而正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生命的个人”本身成为生存的起始点，并在生存的呈现过程中实现意识的群体性的自觉，由此才成就人的历史。换句话说，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还原与实现，意识哲学与思辨哲学本身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基于生活的实践哲学与历史科学。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7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