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海麟,香港亚太研究中心香港 郑海麟(1957—),男,广东梅县人,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与两岸问题。

原文出处:
太平洋学报

内容提要: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总结中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总结明朝建立起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价值主体的统治秩序,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当前美日两国的东南亚政策与我国明朝的对外关系之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本文认为,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中国需要建立起一套对南海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历史经验的告诫。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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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3-12-06。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4)01-0001-06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习主席有关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为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为发展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这段讲话,既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中,确实曾经建立过友好睦邻的“海上丝绸之路”。诚如习主席在演讲中的另一段提到:“早在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度尼西亚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主席的这段话,对我们总结以往中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思考未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构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些回顾。

       一、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系肇始于秦汉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徐闻、合浦至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皆有航海纪程和针路可达。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据明代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该书卷三《下港》条云:“下港一名顺塔。唐称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曰社婆。”“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贾舶至此互市,百货充溢),足证华人在东南亚一带拓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外,位于加里曼丹岛北岸的“文莱国”国王,曾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遣使入唐,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年,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绮。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①

       又据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淳化间,国王陀湛言,中国有真主,乃修朝贡礼。”不过,由于宋朝的对外政策因过分强调“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仅止不住北方不断遭受的外族侵入,也无暇顾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及至南宋时期,高宗试图与真腊、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元朝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过分强调“威”而不重视“德”,特别是忽必烈统治中国后,屡屡耀武海外,要求东南亚各国“臣服”。这种依恃武力的单边政策遭到东南亚各国拒绝后,又频频对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故元世祖命史弼、高兴发舟千艘,持一岁粮,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钞锭四万,费大且劳矣,而卒败没以归。”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败教训,采取“德”与“威”并重的对外政策,结果与东南亚各国维持了长达150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贡关系):“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笔者注)以来,不烦一旅,朝贡且百五十余年,曾不厌怠。不遇真主,则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远泛以臣下于方内哉!”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明朝的对外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借鉴。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近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但传统的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威(即展示权威与实力),或者是为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对于郑和先后七次航海壮举后面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意涵,向来鲜有论者涉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郑和下西洋背后隐藏的明代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内涵略作探讨。

       首先,明洪武帝对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采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时对远邦和近邻,不论其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只要是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对待,将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谓“示无外”)。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渤泥国》记载:“高皇帝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座令列拜于庭。且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贝布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见,明朝对东南亚国家施行“仁政”(王道),致使周边国家深表认同、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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