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后发优势”战略思维下，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先发国家成熟的技术与经验，避开技术自主研发所需的高昂成本和经济起飞过程中可遇到的障碍，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目前支持继续以技术模仿“后发优势”战略的环境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和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模仿型技术发展陷入对外来原发核心技术的持续依赖中，在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分工中被锁定在中低端环节，经济发展出现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在此情况下，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2013年9月，习近平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全社会应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在技术经济范式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技术能力理论与组织创新理论已为后发国家创新驱动，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更现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情况下，运用演化经济学有关理论，结合国家有关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认真剖析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实现策略，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及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技术模仿到制度支持的后发优势嬗变 英国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结合工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主导技术相适应、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在主导技术经济范式稳定时，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报酬递增特点，无论是组织演化还是制度演化，均支持基于这种主导技术的创新；当技术先发国家原有技术经济范式的经验已不再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时，与原有主导技术特征相匹配的资本存量和熟练劳动力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负担，那么后发国家便可能获得经济追赶的机会。这是由于此种主导技术经济范式促使技术日益标准化，进而给后发国家引进、学习及模仿创造可行性条件。 历史的经验也证明，模仿性创新曾帮助过某些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实现产业追赶式升级和经济跨越式发展。例如，美国工业化早期依靠英国技术、欧洲资金快速建立棉纺工业，且在汲取英国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对其工业内部进行创新，建成能充分调动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较先进的大型生产组织(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和“通用制”)；日本跨过西方蒸汽动力阶段，直接进入大规模水力电气阶段，日本的现代化依靠走捷径而用约50年的时间成功完成西方现代化国家用200年才完成的历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技术经济范式已发生显著变化。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会促使工业化后发国家累积的技术、经验、知识、信息“过时”，难以适用于新技术的学习。工业化后发国家即便历经“千辛万苦”对所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也难以跟上工业化先发国家的研发与实用步伐，因为一旦前者学会所引技术时，后者便会创造与推出新一代技术和产品，使前者不得不重复引进。在此情况下，工业化后发国家不仅难以引进到真正核心技术，而且易陷入“技术引进陷阱”，长期处于低端化发展境地。这说明广大的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引进工业化先发国家的技术时，必须具有较完善的知识基础和一定的人才储备，但技术学习的知识基础需经过长时间积累方能完善，工业化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因此，即便成功引进工业化先发国家经历多年才取得的重大突破技术，后发国家也很难在短期融会贯通。另一方面，技术线性模式演化为更复杂的网络体系，技术创新主体既要关注组织内部各种创新资源的整合，又要注重动员组织外部的各种创新资源，技术创新过程表现为不同创新主体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相互学习的过程。当代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对传统技术学习模式的阻碍甚至阻断。全球范围内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使得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越来越难，依靠技术后发优势取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甚至，在经济发展的赶超历史中还常常出现这样一幕，一些后发国家像历史上那些后发国家一样在不断追赶先发国家，但最终常常并没有实现成功赶超，甚至有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实际上，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不仅为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速度相对稳定和技术标准成熟时提供了一套技术发展决策的常识性规则，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一套强大的包容－排斥机制也因此逐渐地形成。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意味着新的主导型技术及这种主导型技术的支撑体系被认为是一种最优的惯行模式，可以催生关联技术、组织形态、管理方法及制度安排的创新，通过扩散性影响而不断强化先行者的优势；而落后国家会由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的原理逐渐陷入发展的僵局，甚至经济持续衰退，因为即使某项制度在不久前是完全适应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组织或市场知识，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原本形成红利的制度安排，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可能变成一种约束，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成为经济风险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