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1900年8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后次日，四品宗室、翰林院庶吉士寿富在位于西城的白庙胡同宅邸，先以仰药，继以自缢，偕一弟二妹同归于尽。临终前自题《绝命词》三首，曰： 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负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联竟陆沉，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① 同时代诗话家解读之，谓寿富“通时政，以是为朝贵所嫉”，盖犹自伤积毁，末首曰“二年”，即“戊戌以后也”。②确实，在清末维新家眼中，寿富被许作“满洲中最贤者”、“宗室特出之英”，无疑为他们的同志。③后世史家作政治人物分类时，多将寿富划归“戊戌变法人物”行列。④近有海外“新清史”学者也注意到其人言论，认为他“不是从所有的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甲午后中国被瓜分的危险，连同康有为、张元济等改革派提出的“满人问题”，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⑤这样一位被贴上“新党”标签的满洲宗室，当庚子年遭逢大变，于家国危亡之际毅然身殉，遗嘱中“虽讲西学，并未降敌”一语，可谓掷地有声，而“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一句，慷慨有力，闻者震撼，世人叹以“玩其词踌躇满志，真有视死如归之乐”、“以新党被锢者，大节凛然，读之起敬”。⑥那么，返回“种族”与政治相缠绕的晚清语境，究应如何理解寿富其人？从戊戌到庚子，他走过的是怎样一条道路？他的死以及由此激起的悠长回响，又有着何样的历史意味？ 一、寿富其人及家世 寿富(1865—1900)，爱新觉罗氏，字伯茀(一作伯福)，号菊客，满洲镶蓝旗⑦第五族宗室。溯其世系，可谓显赫，为和硕郑宪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九世孙，排爱新觉罗氏子孙之“溥”字辈。按清制，袭爵递减，其四世祖阿札兰已无亲王头衔，于仕进亦无表现，其曾祖兴隆已降为一闲散宗室，充宗人府笔政。至祖父常禄，始在科场崭露头角，道光七年中举人，十二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子宝廷，字竹坡，号偶斋，同治三年举人，七年二甲六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充浙江乡试副考官、福建乡试正考官，官至礼部右侍郎、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寿富为宝廷次子，⑧光绪十四年举人，二十四年二甲八十八名进士，⑨选庶吉士。三代联中进士、点翰林，文风鼎盛，为满人所罕见，宗室子弟更是绝无仅有。作为郑亲王后裔，宝廷对家族历史及科甲成就颇感自豪，有《咏怀七古》诗云：“大清策勋封诸王，赫赫郑邸威名扬。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然而，其家族仕途走得并不顺畅。道光二十年常禄因大考革职，光绪九年宝廷以“纳妾”微过自劾去官。⑩寿富继其祖、父，供事于“清要之职”，而仕宦履历同其生命于光绪二十六年戛然而止。 寿富为学，抑或为人，均受乃父深刻影响。宝廷可谓晚清宗室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特出人物，在有清近三百年诗坛顶戴着“满族第一诗人”的桂冠。(11)光绪初年，与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邓承修诸“清流”，以直谏敢言名天下，“当日在朝謇謇励风节，并有文字道义之契，世目为元祐诸贤”。(12)其罢官缘由，众说纷纭，究其实，不惜“微过自污”以求去，与朝廷党争及时局败坏无望不无相当关系。(13)《清史稿·寿富传》谓“幼从父授七经。稍长，师事张佩纶、张之洞。泛滥群籍，熟精《周官》、《史记》，旁逮外国史、算学”。就治学格局言，理经未拘汉宋，而旁及于史。按，宝廷晚岁颇致力于“天文算数”，(14)寿富由此熏陶，进而“通算术”，写出《天元演草》一类著述。寿富事父至孝，于宝廷晚年常侍近旁，习聆庭训。(15)宝廷罢职后筑室西山，以贫病终老，时人谓以“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1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一日条记： 宝竹坡之长子寿富(号菊客)，余戊子所取士。竹坡殁，寿富寝处苫块，并盐酪不入口，今二年矣。萨(廉)谓为矫情，余敬之爱之。(17) 寿富不仅继承了宝廷性格中“刻苦孤峭”的一面，还有旷达勇决的另一面。孙雄后来说“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达者，无若宝竹坡父子”，并忆及： 丁酉(1897年—引者注)夏，余于友人席间晤伯福，其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记通州张季直(张謇)赠诗中有句云：“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18)可以为伯福写照。 辛丑(1901)六月，即寿富自杀后次年，孙宝瑄、章太炎以《红楼梦》人名戏拟当世人物，径直将寿富比为“尤三姐”，这一小说人物刚烈不折、不同俗流的形象，恰可与胡思敬对寿富“性兀傲不羁，颇富时名”的品评相印证。(19) 如此看来，林纾为撰《行状》总结的数条，即“生平崇尚气节，重新学，文章则持重不苟”，(20)其实都能在宝廷身上找到影子。 二、戊戌前后之事迹 与当时很多士人一样，甲午战败的刺激对寿富来说，直接而且深刻。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多用“尝闵世变岌岌”、“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一类语句描摹其心态，而赵炳麟所谓“力研新政，广交豪儒杰士”，(21)应该是对他战后作为最精炼的表述。光绪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创设，寿富未列名会籍，然于会务多所与闻，时与宝廷门人、号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过从甚密。(22)又与梁启超结识，谈变法自强事，最为投契，据后者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