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字小航)是百日维新期间凸显出来的历史人物。学界以往关注的主要是他在政变前的活动，对其评价也不尽一致，或将其定位成“一个倾向于慈禧集团的洋务派人物”；或称之为“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分子和著名的维新志士”；也有论者以为，王照既非维新派，也非洋务派，“不过是一位开明官吏”。①这些观点虽有不同，都是从近代政治史角度立论的，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些传记对民国时期王照的活动也有涉及，但比较简单。②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对清末民初王照的政治、学术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③当然，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披露，相关史事仍可深入探讨，王照的“自首”问题即是一例。 众所周知，政变后王照与梁启超一同搭乘日舰流亡日本，受到清廷通缉，一度备受舆论关注，得与康、梁同享“维新志士”的美誉。不过，几个月后，他便与康、梁分道扬镳，滞留东瀛，庚子年(1900)四月潜回烟台。此后数年间，蛰伏津京，从事普及官话拼音教育活动，直到甲辰年(1904)三月，做出惊人举动，向清廷“自首”，从而再度引起舆论关注。对于此事，迄今所见资料稀少，论者多据王照本人的点滴回忆作为研究依据，仍存在不少疑问。本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官档案，当时津、沪等地报纸的报道，以及时人信函等材料，对王照的“自首”问题再做梳理，主要牵涉王照与康、梁的复杂关系。王照“自首”不同于一般刑事意义上的自首，了解其内涵，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这位新党人物的总体认识。 一、“自首”史实的订正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内忧外患之中重新开始了因戊戌政变而中断的新政，各地督抚也纷纷以开办新政为要务，国内一派汲汲趋新的气象。王照本人回忆，庚子年回国后，他化名“赵世铭”(旧友呼之“赵先生”)，经常往还于京津、保定之间；癸卯(1903年)二月，在京城裱背胡同租房，立官话字母义塾，用门人王璞为教员，刻书授课。当时在天津办学务的林墨卿(即林兆翰，与严修私谊较深)、保定大学堂总办钱少云等，均提倡官话字母，劝学生传习；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也从李符曾处见到了王照编订的教材，其弟克文研习后，无师自通，竟能用官话字母写信；后来，袁世凯很快批准保定大学堂学员何凤华等请推行官话字母的呈文，并饬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及驻保各军营试办。可见，虽然隐姓埋名，王照始终是新式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④ 王照在京津的隐居生活得到很多友人的帮助和支持，这与其家世及家族在天津的地位颇有关系。其曾祖父王锡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率兵抗击英国侵略军而捐躯的“定海三总兵”之一，谥刚节，赠提督衔，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父亲王楫，太学生，袭世职，名气不算大，但母亲华氏却出身天津大族，舅父华鑅，为咸丰壬子进士，工部主事；堂舅父华金寿(原名铸，字铜士，号竹轩，也作祝萱)为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进士，曾任山东、河南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又是王照的受业师。表兄华学涑(号实甫)、华学澜(字瑞安)，也是两榜出身。⑤王照兄弟三人，兄长王燮，字湘岑，廪生，世袭骑都尉，官京营游击，虽官武职，却娴于诗文。王照是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其弟王焯则于次年中进士。王照的家族背景，决定了他在直隶士绅中享有不凡的声望，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得到一定的维护和帮助。 在王照的友人中，李符曾、石曾兄弟尤其值得一提。李氏兄弟的父亲李鸿藻，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两入军机，是同光时期直隶京官的领袖人物，也是王照的会试座师。李家的西席齐令辰(号禊亭，民初戏剧家齐如山之父)与王照又是殿试同年，所以王照经常出入宣外绳匠胡同李宅。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李鸿藻病逝后，李氏兄弟仍与直隶籍的达官显宦鹿传霖、张之洞、张人骏、张曾敭、徐世昌，以及后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京城官场中的活跃人物。据说，戊戌年(1898)七月王照请礼部堂官代奏的奏折，就是在李石曾书房中起草，并由齐令辰的族侄齐守郎抄写。王照还提议请康有为保荐李石曾为四品京堂，后因符曾反对而作罢。⑦庚子年底返回北京后，王照曾隐居李符曾家中，后移居汤山附近，生活费用也靠李家接济⑧；同时，他与长芦盐商纲总、李鸿藻表弟姚学源的关系也非同寻常。⑨有李符曾等直隶籍官绅的庇护，王照的生活自然不会有大碍。但是，“钦犯”的身份和“潜伏”的状态始终使王照处于不安之中，对其推进官话字母事业也很不利，甲辰三月，他做出了“自首”的选择。 关于投案的原因与过程，王照有自己的解释。他说，问题起因于甲辰正月沈渔溪(沈荩)入狱杖毙一事。沈荩是湖南人，谭嗣同之友，曾参加庚子唐才常勤王起义，王照“庚子在津，即与相得”。后沈荩来京，寓居木厂胡同刘鹗(铁云)家，而政变后被革职的翰林院检讨吴式钊亦寓刘宅，向清廷出卖了沈荩；他对王照与沈荩的密切往来十分了解，沈案发生后，王照感到自危，为了末减免死，遂接受友人劝告，决定去“自首”。另外，有“高阳某甲”盗用王照“芦中穷士”别号，将王照官话字母著作改篡刻印牟利，并因其系“藏匿之罪犯”，不敢公开身份，遂对其肆意欺凌，也使王照大受刺激。于是，痛下决心，具呈赴提督衙门投案，请代奏领罪。⑩ 上述回忆写于多年以后。按照他的自述，由于惧怕吴式钊密告以及想要摆脱“逃犯”身份带来的种种不便，才决定向朝廷“自首”，乍听起来，也合乎情理。但是，这种解释不尽令人信服。因为沈荩案件并非发生于甲辰正月，而是癸卯(1903年)五月(11)；试想，既然吴式钊利欲熏心，早就知道王照的底细，为何不在沈荩被出卖后，紧接着讦告，而要延至半年以后？这在情理上说不通。王照接着叙述了投首的过程： 提督那桐亲接呈文，将余藏诸该衙门之西小院花厅两日夜，命郎中承璋招待，酒肴茶烟棋具书册，甚为周备。时西太后驻颐和园，那桐先赴海淀，密谋于庆王奕劻，言倘罪有不测，则不如及早放之逃去，倘王爷能保罪不至死，那桐才敢具折出奏。庆王曰，此时上头万不能再作刻薄之事，我敢担保，万一上头有不测之怒，我们一齐叩头央求，也没有求不下来的，你只管办去吧。那桐回京，始缮折再赴颐和园奏明，而余遂陷入牢狱三阅月。庆王终向西后痛陈舆论向背，影响甚大，于是有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皆赦并开复原衔之特诏。余出狱后，有接近庆王之陶大均、良弼等，告余以庆王之厚意，力劝余往见致谢。余坚辞曰，我从此作我的一品老百姓，誓不再见朝中人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