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朝廷颁发上谕：“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①。戊戌政变后，朝廷严禁报馆会名。十月初三日(1898年11月1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折，认为农学会与农学报，“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于农务不无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二十五日(12月8日)，清廷同意刘坤一奏农学请准其设会、设报的建议②。务农会③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务农会”及《农学报》依托汪康年与《时务报》馆之助而立。然而，自《时务报》停刊后，“务农会”和《农学报》却并未随之消亡，其境遇颇堪玩味，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十年《农学报》的命运折射出清季以降，近代中国社会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中国农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既往学界对务农会的研究不乏关注④，多集中在《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农会代表人物方面。然因《农学报》数目庞杂，加之资料散佚，给研究增添了困难，以致相关史实语焉不详，有关论述错漏较多。不少文论在叙述务农会产生时，多依据时人回忆和章程条文直接铺陈，对务农会创设的真实诱因、具体过程等仍有忽略，低估了近代学会、报刊创设的现实困难与曲折，缺少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 一、创务农会之设想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三个月后，罗振玉致函汪康年，对其办报之举表钦佩之意，称：“昨与敝友蒋伯斧参军议中国百事，皆非措大力所能为。惟振兴农学事，则中人之产，便可试行。蒋君忻然，急欲试办”，并就此事询问汪康年，希望能通过他的帮助，聘得购买机器，延请农师，及仿行日本铁棒打井之法之东西人选⑤。巧的是：半个月后，朱祖荣鉴于时下洋务诸公“不修农政”的缺事，亦向汪康年道出“拟倡兴农学会”的设想⑥。在汪康年的介绍下，蒋、罗二君致函朱祖荣共商此事。阅信后，朱祖荣自言“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也”⑦。至于徐树兰是怎样与蒋黻、罗振玉及朱祖荣取得联系，如何商谈，其间经过哪些途径，谈过什么具体问题等，因原始资料缺乏，难知其详。只知在“兴农事”这点上，罗蒋朱徐四人不谋而合，且均求助于当时颇有声望的汪康年。 当时“西学大兴，有志之士，锐意工商诸政而于农学绝不讲求”，为免“导流塞源，治标忘本”⑧，汪康年亦主张“设务农会，凡农桑种畜之事，悉心考求，辨物土之宜，求孳乳之法”⑨。因而，他积极为“务农会”的兴办造势宣传，在《时务报》上刊出由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和蒋黻四人联名的“务农会公启”十条⑩。从“公启”中可看出，务农会欲办之事，举其要有五端：曰译书报，曰垦荒地，曰试新法、曰购器具，曰立学堂(11)。决意创办务农会，人力和资金的支持至为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公启”中明言：“海内同志愿入会者，请将台衔住址开寄《时务报》馆”，并称“同志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代收”。换言之，事关重要的两方面都与《时务报》馆密切相关。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时务报》沪上同志开设时务会课，出第一次时务会课的题目。其中一题为“论农学”(详论中国农学之宜兴，暨农学新法，各省土宜，以条举详尽为主)(12)。阅毕“时务会课告白”，高凤谦建言：“时务会课以农学命题，所以博采群言而裨农学会也。惟农学一门，中土既无专书，西土亦少译本，读书人士又不留心穑事，欲求通知中西农学，及各省土宜，而能条举详尽者，斯世殆无其人。似宜降格以求，令各省之人，就其见闻所及，详细条引，但求切用，无取具文，下至一邑一乡之所有，一草一木之所宜及。凡附隶于农事者，苟能道具其窾窾，详其功用，即可完卷，无庸繁征博引以求高深。”(13)《时务报》馆采纳了此意见(14)。“时务会课”中“论农学”一题的出现，无疑从一个侧面，为时处初创阶段的“务农会”做了有效的宣传。此外，对于“西土农书少译本”的情况，梁启超亦道：“西人言农学者，国家有农政院，民家有农学会，农家之言，汗牛充栋。中国悉无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为一部。”(15)朱祖荣、邹代钧的言论也可作为当时西方农书翻译情况的佐证(16)。 一个月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1897年4月2日)，《时务报》刊登由“农学会同人公启”的“农会报馆略例”，该略章分“报刊凡例，办事规条，筹款章程”三部分。凡例部分对欲办报刊的内容和编纂体例进行了说明；办事规条则对农学报馆的组织情形予以介绍：设理事二人，一总理庶事，一润色书报。日本翻译和英文翻译各一人，司账，写字一人，杂役二三人，即：报馆共计10人左右，但无具体人名；筹款章程中较前“公启”中的规定更为细致详备：“本会银出入，统由汪君穰卿主政，凡诸君助款，请迳寄本馆，由本馆填给本会收条，并送请汪君签字，以昭凭信。”(17)在《农会报馆略例》后，首见四位务农会捐款姓氏(18)。汪康年一如既往地为之宣传(19)。《知新报》则盛赞“与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的上海农学会创立(20)。 需要说明的是：“公启”刊登时，署名人蒋罗朱徐四君并不在上海，因分处两地，他们与汪康年的联系全以信函形式进行。“公启”刊出后，汪康年致函罗振玉与蒋黻，让他们邀上朱祖荣，同来沪晤商务农会事宜。而“农会报馆略例”三部分的具体撰稿人为谁，最后采纳了多少人的意见，难知其详。只知其署名是“农学会同文公启”，意为乃集合众人之意而成，并非单独的个人著述。如蒋罗二君提出他们对《农学报》章的规划(21)。而叶澜则言：“农学会收捐章欠清晰，大致本弟所拟，而改去学问要领，想系归入详章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