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4)03－0035－07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浙东地区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在浓郁的商业氛围中，形成了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他们倡导务实事、求实功的事功伦理思想，特别是在继承和发展唐代以来重商思潮的基础上，倡导以农商并重、四民平等、藏富于民和保护富人为核心，极具事功色彩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理学大兴的南宋思想界独树一帜。 一、农商并重的生产伦理 事功学派的重商思想得益于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唐代以来重商思潮的延续和发展。然而。事功学派并没有忽视农业的重要性，陈亮明确表达了农为国本的主张，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墮农有罚，游手末作有禁。”[1](P215)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石，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衣食温饱，也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富裕的基本前提，必须“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1](P215)，劝民农耕，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稳定。陈亮希望后世君主效法汉文帝与民休息、鼓励农耕的政策，使农民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明确反对把农业看作“日用之粗事”，赞同周公视农业为“王业”的观点，认为“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能君其民未有不能协其居者”[2](P71)。在叶适看来，农业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如果不重视农业，就谈不上国家治理。 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事功学派阐发了“农商并重”的思想。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均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并无高低、轻重、本末之分。“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1](P140)农业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二者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如果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商业繁荣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商籍农而立”；同样，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商业交换活动的活跃，将加速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增强经济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农赖商而行”，因此，农业与商业必须“有元相通”，“求以相补”，而不能“求以相病”。叶适批评了传统的厚本抑末论，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P273)。他运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认为厚本抑末并不是古人之意，恰恰相反，在汉代之前，对工商业不但不加抑制，还给予鼓励，他说：“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2](P273)其实，在汉代之前，重商思想十分流行，但亦有重本抑末的思想，法家的韩非子就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工商业者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他们“不垦而食”(《韩非子·显学》)，是国家的“五蠹”之一。 事功学者重视商业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主张四民平等。“四民”即士、农、工、商，这种职业划分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周文王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程典》)要求士、大夫与工、商等每个阶层各司其职，各专其业，否则，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都不可以成治。秦汉之后，历代统治者大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很低，常处于四民之末，甚至不可以入仕为官。从唐代中期开始，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有所改善。到了宋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业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官员经商和商人入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和尊卑关系开始逐渐被打破，范仲淹曾作《四民诗》：“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民诗”)陈亮、叶适等人认为“四民”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经商并不是件羞耻的事。陈亮在科举失意时，曾有经商的念头，他说：“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1](P321)。有学者认为，陈亮确实从事过商业活动，并以此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叶适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的作用不同，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同样重要，“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2](P273)，四民应当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当然，叶适并不认为四民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相反，他认为商人可以进入士人的行列，入仕为官，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参政机会和权利。 客观而言，在以农为国本的小农经济时代，陈亮、叶适倡导四民平等说，旗帜鲜明地要求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反对针对商人的各种限制措施和歧视，努力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体现了对封建特权阶层的抗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个性自由和个体解放等近代思想的意蕴，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然而，中国古代的商人并没有真正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商人的转变。其原因十分复杂，如果从商人自身来看，尽管他们之中不乏一些掌握巨额财富的大商巨贾，却并不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商品再生产领域，使其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将大部分的商业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以保障财富的稳定性并满足自己的享乐，或者投资政治、买官入仕，谋取政治权力。这样一来，商人实质上依旧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地主或官僚，“不能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从而无法在政治上获得西方社会市民阶级那样的自治权利”[3](P152)，因此，很难成为推动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