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同胞，以色列建国后通过对其创伤记忆的控制、管理、运用，特别是建立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为国家纪念记忆场所、确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为国家法定节日，并凭借国家权力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以色列人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奠基神话”，甚至成为一种为人们所崇奉与膜拜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①。在此权力运作过程中，纳粹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的确立即为一个典型案例。②通过对围绕该节日的日期与名称问题展开激烈的争夺较量之分析，可以借此揭示以色列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交错复杂的关键面相。 有关设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最初提议 给纳粹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纪念日的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已提出，这种活动最初始于对华沙隔都起义的纪念。1943年4月19日—5月16日发生的华沙隔都起义，为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犹太人武装反抗纳粹暴政事件。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但其所体现的英勇战斗精神之后被无限放大，作为犹太人争取自由、捍卫尊严的英雄主义典型事迹而为锡安主义者不断强调。实际上，华沙隔都起义从一开始就在纳粹大屠杀纪念安排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在有关设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便是围绕着要不要以华沙隔都起义日作为整个纳粹大屠杀事件的纪念日而展开。 早在1944年，发行于巴勒斯坦的《达瓦尔报》(Davar)呼吁将4月19日作为欧洲犹太人毁灭的官方纪念日，但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团)领导机构犹太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③然而，率先对华沙隔都起义开展集体纪念的行为来自1945年4月刚刚获得解放的华沙。这种活动随即扩展到巴勒斯坦，随后有关的许多纪念典礼与大型集会都放在4月19日。成立于1946年的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Yad Vashem Special Committee)在开展纪念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46-1948年间，许多核心政治机构特别是民族委员会，通过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参与到4月19日的大型集会与纪念典礼中。④在当时的纪念论述中，对不久前的民族浩劫进行了选择性处理，很少提及集中营里的迫害、屠杀与幸存行为，而集中于军事斗争特别是华沙隔都的武装反抗，这几乎成为时人对大屠杀的主要认知。⑤ 随着纪念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专门为之设立一个纪念日。在当时的巴勒斯坦，4月19日象征着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已是普遍的共识。因而从一开始，以夏拉该(S.Z.Shragai)、祖克尔曼(Yitzhak Zuckerman)和舍纳哈比(Mordechai Shenhabi)为代表的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主要成员提议将这一天作为英雄主义纪念日，用来纪念大屠杀期间所有犹太人的英勇行为。然而，他们想在体现英勇抵抗和屠杀毁灭的纪念日之间进行区分，因而提议将针对所有死难者的纪念典礼放在阿布月9日举行，“届时前去我们丧生者的公墓朝圣”。⑥阿布月9日在传统中代表着犹太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例如第一、第二圣殿的毁灭，贝塔尔要塞的陷落以及犹太人从西班牙的大驱逐等等。这个日期在当时有着不小的影响，1946年的阿布月9日，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举行了纪念活动。⑦ 除4月19日与阿布月9日外，当时也有其他日期被人用来与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联系起来。1947年7月，在由亚德·瓦谢姆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国际研讨会上，巴勒斯坦犹太民间文学协会负责人约姆-托夫·莱文斯基(Yom-Tov Levinsky)建议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放在希完月20日，⑧认为这一天意味着“为六百万死难者进行全面哀悼的一天”，而不是像专门纪念隔都起义者英勇反抗行为的4月19日，因此有必要从传统的哀悼节日中选择一个用来纪念那些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同胞。⑨在他看来，在设立一个突出英勇反抗的纪念日，与将希完月20日作为全国性哀悼日之间并不冲突，后者在犹太集体记忆中不仅象征着受难与毁灭，而且代表着犹太人愿意作为殉道者而牺牲，从而在纳粹大屠杀与犹太英雄主义之间找到了某种对称。 1948年独立战争的爆发，直接推动了隔都起义纪念日地位的提高。这一年的许多纪念典礼由于准备战争而被忽视，但以色列人习惯将隔都的反抗和当前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联系起来。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写到，“隔都起义的日期之一，将成为我们人民纪念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的日期”。⑩随后，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民族委员会的宣传部门极力将4月19日作为全国性纪念日，并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组织了大型纪念集会。(11)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这一天作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已成为大多数世俗群体的共识。实际上，要求将华沙隔都起义日定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主要动力来自伊休夫的世俗领导层，他们认为此次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和此前流散犹太人遭受的屠戮、毁灭及其回应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世俗锡安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识中，已将隔都起义视为锡安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即不再是被动地任人屠戮和殉道，而是主动地自我防卫和反抗，隔都起义者是“流散地的锡安主义者”。(12) 宗教与世俗阵营围绕纪念日期的争夺 以色列国建立后，加快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国家化进程。但就具体的日期问题，以色列社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宗教阵营拒绝承认4月19日的合法地位。大拉比署很早即已开始讨论如何纪念欧洲犹太人，1946年初成立了纪念流散殉道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Memorial to the Diaspora Martyrs)，并向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发表声明，称“大拉比署决定根据托拉的律法和希伯来传统的精神来纪念殉道者”，而这包括点燃蜡烛、诵读诗篇、学习塔木德经文和吟唱卡迪什祷文，来纪念受害者及其亡灵。(13)大拉比署并没有对抵抗活动进行区别对待，而是把所有纳粹受害者称为“所有那些为犹太人的上帝而牺牲的殉道者”，(14)显然是以传统的犹太殉道词的形式来加以描述。在日期问题上，战后初年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的拉比们以缺乏宗教依据为由，拒绝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