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黄海的著作《“灰人”——德村街角研究》、《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以叙事这一理论武器，对“街角青少年”和红镇“混混”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少年群体进行了描述性的叙述和解释。这种以解释性为主的叙事研究，并不只满足于做出一种姿态，也不只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自知自己无知”的自我解嘲，相反，其真实目的在于发掘真问题，进行真正的理解，寻求问题背后的自在逻辑。这为青年研究如何摆脱以对策性为主的学理困境开创出了一条解释性的新路径。 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转换 由共青团组织开启的政策性青年研究打开了人们眺望青年问题的窗口，也极大地推进了知识界对青年研究的关注，但过强的宏大关怀有可能会妨碍研究的学科化深入。由此，研究者也势必学习和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来锻造认识和理解青年的“批判的武器”以进行青年研究。 实际上，近20年来，随着研究的推进，青年研究在视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论证发展到力图将现实、政策与理论融会贯通，使研究更富于学理性。研究者为弥补青年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血和“拼盘”状态不得不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与青年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而人类学、解释学等学科也因其所具有的基础性方法学科地位开始与青年研究交融。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不仅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形成一些既互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而且在这些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的导引下，青年研究也开始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发展逻辑，出现了远比政策性的青年研究更加复杂的特点。从这种思路出发，多元方法交汇中的分析视野对于青年研究从政策研究向学术研究的转换就必不可少。研究者们则不断地进行学术性的自觉和反思：起始于现实关怀的青年研究已经有一只脚踏入学理研究的园地。虽然青年研究未必就此告别政策性走向所决定的使命，但是，理论引进与方法出新往往改变研究自身的形态，进而又势必会影响研究目的本身。理论视界的更新，则在单一的政策研究与意识形态论说中融入学理关怀，使青年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造和解释路向的复线交叉与并进。 由此，青年研究本身开始摆脱单纯依靠问题和政策关怀而获取生存空间的境遇。这无疑也在为去除公共性与焦点性之后的解释性青年研究，乃至建立学科化的青年研究做好理论的准备。解释性的青年研究路径使得青年研究从方法到目的进一步裂变，在起始于青年社会化的研究中生发出理解的脉系。而后者在突出解释特色之时，逐步理清与政策学的关系，并可能进一步推动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范式转换。在这种解释性青年研究进路下，研究者们以笛卡尔式的“悬置”态度，在承认当下的青年研究缺乏元研究的前提下，在对青少年这一群体作为“他者”的观察中，切实地实现青年研究中问题意识和结构意识的结合，或者说实现青年研究“真问题”与“真学问”的结合。 作为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与作为学术关怀的解释性的青年研究实质上并不冲突。只不过，前者强调短平快的青年社会化解决方案，而后者在需求建构中层理论的过程当中，则必须具备寻求知识积累脉络的学术自觉。正是这些新的形态、逻辑和特点将青年研究引上了一条新的解释性的路径。因此，实现青年研究从政策性向解释性的转换，是青年研究向学科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的理论叙述 从研究的角度看，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叙事本来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虽然有一段时间，在科学主义历史学那里，叙事一度被认为不是分析而遭到否定，甚至还有人声称要摒弃故事而只重结构，但最终人们看到的，却不是故事的摒弃，而是历史学中叙事的复兴，以及叙事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给研究带来的创新。 对于叙事中的“讲故事”而言，这似乎是一种简单的写作方式，而且可以进行规避结构化意图的“偷懒”。但事实上，这种叙事并非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叙事的目的是为了要展现研究者的分析意图、建构一种理论。叙事其实就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意图表现。在解释性青年研究当中，好的叙事不是将田野中的经验材料往理论的抽象框架里套，而是将个人、群体的行动逻辑在对其行为、语言的“深描”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故事中呈现理论。解释性青年研究应该具备人类学强调的“民族志”叙事风格。这种叙事模式的追求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具有直接的联系。在结构化的解说中，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众多具有解释力的细节，在现代性的追求当中有意无意消解文本的生命力和解说模式的清晰性。青年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表达是需要技巧和知识素养的，为了还原事件本身的自在逻辑，真实地理解“是什么青年”、“问题怎么样产生”和“问题的特点和形成逻辑”，叙事的意义就在于此。 解释性的叙事对于弥补青年研究中互动方式的脱节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与理解方式。解释性的叙事方式要求研究者放弃自己的主位立场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2005)，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让被研究者的声音自然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这样，我们才能发现众多原本被我们赋予意义的问题。 我们通过故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生动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应星，2006)，而这恰恰是叙事研究真实的学理脉络和学术关怀所在。强调解释性青年研究的叙事，并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是通过故事的“深描”，将严谨的学术追求寓于其中。这可能会比我们传统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板脸训人”更为生动有效。尤其对于指向一个变动不居的研究对象的青年研究而言，一门与现实联系如此紧密的学科，不能变成粗糙的大话语之下的简单对策学问，更不能变成青年“哲学”。否则，又将带来真问题与真学问相割裂的“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