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是各种关系的集合，它没有中心，只存在于各种力量关系之中。他认为“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1999)。他将权力转向微观的角度，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福柯的权力观念强化了左派抵抗意识，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批判提供了理论武器，与葛兰西的抵抗概念共同影响着霍尔等人的亚文化抵抗观念的形成。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将权力关系拓展到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宗教等维度，权力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本文将从阶级、性别、种族等层面对权力与亚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完整地展示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模式。 一、仪式抵抗：工人阶级文化霸权的抵抗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战乱使无数人流离失所，脱离了原来预期的生活和活动场所，进入到更加集权化的组织中去。战后，英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流动的障碍的消除，使得这一集权化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现有阶级文化也受到巨大冲击(吉布森，2012：80-82)。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也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变化，并将阶级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对工人阶级文化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伯明翰学派把“阶级”与社会形成的过程联系起来，将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底层阶级或工人阶级，探索其阶级认同感及其文化特征。“阶级”视角的引进，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区别于芝加哥学派社会越轨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仅仅扩大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为更加充分理解现代英国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虚假”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便利(默多克、麦克农，2011：90)。 (一)“无阶级神话”的破灭：把“阶级”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 1927年，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其《世代问题》中谈论“世代风格”的时候，提到一种由德国青年发起的“漂鸟运动”(wondervoge movement)。它试图通过学习候鸟精神，创造一种新的青年文化，吸引了大量德国中产阶级青年的加入。曼海姆认为他们脱离了成人群体，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世代风格”群体。但是，这种“漂鸟运动”对工人阶级青年却毫无影响，从而引出世代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这一重要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把亚文化归咎于年龄问题产生的代沟的世代阐释模式一直占据上风，无产阶级被青年取代而成为历史主体，阶级斗争被世代继承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默多克、麦克农，2011：78-79)。这种世代阐释模式视野下的青年亚文化，往往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而忽略了阶级的存在。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家看来，青年亚文化被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无阶级神话”色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42年提出“青年文化”概念表述年龄与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同辈群体文化实际上表达了更为宽泛基础上的世代意识。帕森斯对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文化表达了诸多不满，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大多沉浸在享乐消费之中，只消费不生产。他们避开了生产制度及其阶级关系，因而更加突出了年龄的重要性，而使得阶级不平等被不同程度地忽略，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这种情况在未来的30年内都主宰着青年社会学的发展，阶级一直被放置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默多克、麦克农，2011：80-81)。这种强调年龄差异作为文化类型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强调青年的共同行为的阐释模式被称为是“世代模式”(胡疆锋，2008a：67-72)。世代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占据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主流话语。青年所创造的文化一度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更有甚者，还认为青年本身就是一个新阶级。这一无阶级的乐观论调直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霍尔等人采用“结构模式”来分析青年亚文化才得以改变，他们认为亚文化是社会结构(包括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出现矛盾的产物。 “结构模式”关注的是阶级、性别、种族等结构因素对青年文化形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应该将青年置于更加庞大的阶级—文化系统来考察。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对“阶级”(class)这一难解的词做了词源考察，17世纪初class由拉丁词classicus进入英文词汇，并逐渐被用来表达现代社会的某些意涵(雷蒙·威廉斯，2005：61-62)。在社会学层面上，“阶级”往往被用来划分不同群体，用以指代不同人群的社会地位的“社会分层”，如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下层阶级等，这是“阶级”最常见的一层含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划分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同社会阶级的划分联系起来，提出了“阶级斗争”、“阶级意识”等概念。后来，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阶级的含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初，悉尼·韦伯夫妇等费边社史学家就已经关注到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并作了非常细腻的刻画，但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从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角度来观察工人阶级文化，所以给人呈现出来的难免有一些低俗、消极、悲惨的景象。E.P.汤普森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立场平视而非俯视工人阶级文化，他并不赞成韦伯夫妇的描述，他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善于自我教育和渴望学习的优良传统，工人阶级文化总体是积极向上、成熟进取的(张亮，2009：164-168)。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文化是与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相伴生的，并非就是粗俗不堪的。资产阶级精英文化长期以来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歪曲、压制，使得工人阶级文化面临着被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收编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伯明翰中心创始人霍加特是最早将阶级引入到亚文化研究中来的。霍加特对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带着一种悲观情绪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丧失了“道德严肃性”。克拉克等人在《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中产阶级青年的反文化和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作了一个对比区分。他认为，阶级结构成为影响两种不同青年文化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阶级的青年的反应中存在着一些清晰的结构差异”(克拉克等，2010：3-22)。工人阶级亚文化是一种类似于帮派性质的集体结构，是对从属阶级的青年控制的削弱和抵抗；而中产阶级反文化则是更为个人化的、散乱的，是统治阶级中青年的危机。 (二)青年亚文化的阶级体验 1.菲尔·科恩：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的生成 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观念类似，菲尔·科恩在对伦敦东部的工人阶级社区的空间组织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关注到了其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科恩通过民族志的调查方法，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区进行细致的考察，他发现战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环境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社区的亚文化和社群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区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的失落的同时，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反应。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失落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巨大变化，它所运行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框架、宏观社会力量在起作用，社区传统的社交纽带陷入到危机(科恩，2011)。科恩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摧毁作用。他认为工人阶级新的现代化模式在潜意识中就是以财产和私人所有权的差异为基础的，是为中产阶级构成而准备的，这与工人阶级的社区身份和财富共同匮乏的基础有着巨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