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运行模式研究

作 者:
卢岚 

作者简介:
卢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内容提要: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不是为赶时髦简单地复制其他学科体系,而是通过不断实践,借助于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态势,探究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中生态链的存在状态以及运行机制。这种生态运行机制的前提预设重在关注和研究生态结构中社会组织、制度、政策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生态链的运行模式,科学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实践等体系中,以规避因思想政治教育脱嵌,而造成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链断裂的危机;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演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在国民心态、道德修养的提升和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4)03-0022-05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其生存与发展是和整体性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但因很难同时对各种社会生态现象进行全面描述和分析,无法穷尽所有影响道德教育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故我们只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概括和把握。如邱柏生教授所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更倾向一种对方法论的追求,而不大关注考察‘自然生态’的内容。一方面,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毕竟有限,而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却十分重大。另一方面,我们对生态的思考主要是受到国外研究生态政治学学者一些思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内其他学科努力借鉴新的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之行为的启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的主要立论倾向是借鉴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展开的。因此,‘生态’两字借用的最初考量,就不再是对自然或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蕴,而在于关注和研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公共秩序,人们的各种行为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活动生态链运行状况”[1](P3-7)。基于这个假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更突出社会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协调与整合。通过建构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双向建构,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行动框架和运行过程做科学合理的诠释。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建构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指教育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其构成要素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因素,即所有与教育主体相关的因素就是生态结构的构成因素,并且各因素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链关系。依据教育主体的分布状态,可以尝试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划分为两条生态链,其中一条是由精英群体组成的高端势位生态链,另一条是由草根民众组成的中低端势位生态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就是精英生态链与草根生态链相互滋养、相互灌溉、有机融合构成的系统。两条生态链相遇在社会场域中,构成一个闭合的循环链,从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建构。就此而言,两条生态链的循环过程也就具体化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生存与博弈过程。一旦这个循环过程断裂,社会将会出现问题。

       1.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的形成。第一,阶层分化的原因。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形态转换为市场经济形态。“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2](P7)而社会结构的变迁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社会结构的动荡,破坏社会稳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3]。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形成利益联盟,从而绝对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导致大多数劳动者边缘化,形成鲜明地两极对立的趋势,即社会结构的断裂”[4](P109),阶层分化日益凸显。

       第二,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已经形成,且冲突不断升级的现实。尽管有学者将当今社会划分为五个阶层,然而二元对立的现实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其中的一元是底层民众,包括工人与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另一元则主要是由高学历、高官位、高收入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精英阶层。他们或掌握经济权,或掌握话语权,或掌握政治权。无论掌握哪种权力,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强权力。这种强权力一旦使用不当,就会滋生各式各样的“社会病”[5]。当下的仇富仇官仇精英,哪一种都是与强权力的不当使用相关联。

       2.两个阶层之间的流通渠道被阻隔、固化。第一,从政治维度上来说,在任何国家,精英阶层或多或少都是某一领域的领导者,而草根阶层则是被领导者。尽管政治乃众人之事,但是由于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精英是最大的集体意识输出者。在集体意识塑造的过程中,精英不仅通过统治衍生塑造,而且草根积极参与、卷入,并复制、扩散这种精英意识,这更确立了精英的政治主导地位。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与草根民众政治参与度的冷漠,使得精英阶层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造成在政治地位、晋升渠道、精英阶层的准入机制上制度性地安排不公。另一方面,精英利用制度外的潜规则,乃至不惜破坏制度而造成的不公致使精英与草根出现代际衍生。例如官二代、富二代比普通民众更容易晋升,更容易挤入精英阶层等等。如果有富不过三代之说,那么贫穷却真的可以世袭,因为草根的政治地位要向上升的机会越来越少。

       第二,从经济维度上来说,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收入分配天平向精英阶层的倾斜,草根阶层则被制度性地安排在社会的底层。换言之,在改革过程中,各类剥夺性积累成为巨大财富的基础,剥夺则包括挪用公共财产、侵吞国家资金和出售土地使用权。[6](P372)加之先富起来的人群缺乏责任意识、社会担当意识,没有反哺社会、感恩社会,造成贫富更悬殊、贵贱严重对立的局面。绝大部分份额的财富、资源和机会,都以出生地为尺度被不平均地分配。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精英与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拉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对于不公正的容忍度变窄。因为不公正比贫穷更容易激发失控的反映。勤劳致贫,这是生态链中生存博弈过程的失衡,是政府在调平生存与博弈过程中的失误,致使社会不稳定。

       第三,从文化视角来看,精英占有较多的文本性文化资源,非常便利地获得充分的教育,且文化的发展、传播是由精英阶层——“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7](P247)。通过这些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宣传活动,知识分子以自身的思想文化与智慧来影响社会生活,特别是精英阶层对思想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作用以及其自身的道德素质对其他阶层的示范作用,而草根则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为生活而奔波,享有较少的文本性文化资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