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4)03－0027－09 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也可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本源，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各个社会、各种人群都有思想政治教育和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立论研究。 一、中国古代关于道德教育的根源探索 我国古代先哲从个体人性预设出发，探析了道德教育的根源。古代最先提出人性观念的是孔子。孔子关于“性相近，习相远”①的命题，把“人性”与教习相联系，在确立人具有人的本性的同时，也肯定教习对人性改变的作用，从而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化作了论证。孔子以后，人性论探讨开始活跃起来。战国时代的世硕提出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这种善恶本性，在养育、教习下可以增长、发展，他说：“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②这样，世硕不仅把道德善恶与人性善恶直接联系起来，而且直接从人性善恶的变化发展，为道德教育的存在与发展作了论证。与世硕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反，告子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观点，认为人性先天所赋，后天表现道德善恶是后天教化所致。于是，王充在评价告子的人性论时说：“夫告子之言，谓人之性与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犹金之为金，木之为木也。人善因善，恶亦因恶。初禀天然之姿，受纯一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③显然，在告子看来，人的“性”与生俱来，而“善”与“恶”的社会属性由后天教化所成。孟子对人性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证，是著名的“性善论”者，他提出人之“四端”的观点，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④孟子认为，“四端”虽人所固有，但常受后天蒙蔽、压抑，需要社会的教化和个人的自我修养才能发挥出来。于是，孟子以“性善论”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做了论证。荀子的人性预设，正好与孟子相反，主张“性恶论”。荀子说：“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分，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⑤荀子认为，由于人性之恶，就需要有为师者对人施以教化使之“化性起伪”而向善。荀子从性恶论的角度为道德教育作了佐证。我国古代先哲，还从社会层面探索了德治的根源。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⑥孔子把德教放大到全社会而成为德治，形成了我国古代以德治国的传统。孟子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⑦“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⑧孟子传承孔子的德教、德治思想，为社会治理探寻了根据。 综上所述，自孔子之后，我国古代先哲有坚持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有善有恶、人性无善无恶和人性善恶混杂等各种观点，尽管观点迥异，视角各有不同，但有两点是基本一致的。一是他们观察、分析的对象都是人，他们对人的本性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作出主观的猜测和某种预设，不可能进行本质探讨和作出科学结论，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人要向善，人要讲德，从本源上确认了人对善和德的需要。二是先哲们在探求人要向善和人要讲德的途径时，他们的主观猜测、预设和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使他们看到社会实践的作用，这也是时代局限；但他们都从不同角度为道德教育作了论证，这就确立了道德教育对人的作用与价值。正是先哲们的这些观点、理论，铸塑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形成了民族“伦理之邦”的美誉，并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西方古代关于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根源探寻 西方古代从个体层面论证道德教育的普遍性，也是从人性论观点出发的。古希腊的柏拉图，同我国古代先哲一样，也通过人性预设为道德教育进行了论证。他提出人有理性、意志与欲望的天性，欲望是人的生理欲求，意志是喜怒哀乐以及坚韧、侵略等感情，惟独理性为人所特有，使人区别和高于动物，是人之天性最可贵的部分。柏拉图称人的欲望本能为人的兽性、野性，欲望中有必要与非必要两部分，必要的欲望不可避免且对人有用，非必要欲望非人之本性且对人有害。如果欲望部分脱离了理性的领导和监视，因追求肉体快乐变大变强而不再安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就会使人沦为动物而毁灭整个生命。为此，柏拉图根据他设定的人性前提，提出了道德可教、知德合一的道德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良好教育不仅可以戒除非必要欲望而使人保持应有本性，而且教育能唤起人来自理念世界的善德秉赋，人以教育为引导通过“回忆”而致知和进德。为此，人需要接受教育，教育者要承担以德化人的任务，并且自身要成为以德示范的善人。同时，柏拉图还有一个“性善论”假定，认为人都有舍恶趋善的本性，人不是天性为恶。但人在实际生活中是否行善和讲德，关键是他是否具有知善恶的能力；人能知善，一定行善，人能知恶，必能避恶，行恶者不是恶性使然，而是无知。因此，知识是善行的保证，是主宰人的真实力量。要获得关于善恶的知识和辨别善恶的能力，只能靠教育和学习。所以，柏拉图从人性的因素和性善两个假设，论证了教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