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3－0001－08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展开哲学体系改革以来，人们对源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便多有批评，至今仍不绝于耳。当然，也不乏为这一体系辩护的人，只是这类辩护的理由并非为本文所赞同者。毫无疑问，由于哲学教科书体系在理论上存在的种种严重缺陷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与时代精神的严重不适，这种批评无疑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但在一片批评声中，人们也可能忽略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与成功，而这种辉煌与成功与其后来的不适恰又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同一理论体系，何以在不同时代命运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这恰恰用其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念的差距是说明不了的，从而需要给出更为有力的合理解释，而不是忽视。因此，如果我们忽略了它曾经的成功而只看到它的不适，便很可能由此而错失了对于理论在实践中之命运进行深入理解的一个关键例证，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某种短视或偏视。因此之故，便很有必要对哲学教科书的起源、它早年的成功和后来的不适，进行一番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进行一种价值重估。这种价值重估并不是要对人们通常的评价进行反驳或修正，而是试图对决定一种理论的成功与不适的机理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一种新的评价理论的原则或方式，进而对其何以成功与何以不适作出合理的说明。 一、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起源 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始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苏联。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并没有写过系统的专门哲学著作，即便有一些较为系统地论述哲学问题的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主要是论战性的，而不是系统地正面阐释其理论主张的。后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同样是论战性的，因而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便需要有一些比较通俗而又系统的哲学著作。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一需要变得迫切起来了。 但如何系统化，又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特征的理解。恩格斯曾说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照此说法，如果把剩余价值学说归为政治经济学，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将剩余价值学说也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必要构成部分或最终证成环节，而将这两个发现归结为一，那么，结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唯物史观。但是，在《反杜林论》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恩格斯、列宁也论述了诸多不属于唯物史观的内容，特别是列宁十分强调马克思的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连续性，而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却又更多的是涉及自然方面，而非历史领域，这又使得人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唯物史观。 此外，与恩格斯有过直接交往、且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普氏的主要理论倾向是认为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基，从而要为之寻找一个更为一般的哲学基础。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简单说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谟克利特奠定了。”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也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方法和范畴的见解，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见解的总和，它们的基本原则差不多完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但是，普氏要批评的是，人们“往往都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之看作我们在上面刚刚说过的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两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往往被看作与‘哲学唯物主义’完全不相关的，而且差不多和它相反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既然是从它们同血缘的而且构成它们的理论基础的见解总体中被随意肢解下来，它们是不能悬挂在空中的，那么对它们行使这种肢解手术的人们，自然便发生了重新‘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要求”[1]134－135。但普氏是坚决反对这种理解的。他的这部论著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溯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那里去，以便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奠定一个更为一般的基础。为此，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经济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学说)，也不单纯是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它也不是经济学说加历史理论……它是从这种历史理论的观点出发，用强有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一定时代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还不是一切……‘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要是肯花点工夫读一读恩格斯反驳杜林的论战性著作，他就会很容易地相信这一点。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甚至多多少少还是在马克思帮助之下写成的，而这部著作的第一编，大家知道，是阐述道道地地的哲学问题的。”[1]215－216 普氏的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构之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在这一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证路线被从根本上改变了。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历史发展的论证，从其早年到晚年，走的是一条逐步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实证的历史科学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会由于自相矛盾而陷于危机，从而导致其存在的不可能。但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从一种历史哲学一般的决定论原理去论证社会发展必然会经过几个历史时期，最后必然会达到理想社会。而普氏这一改变。实际上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纳入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的决定论系列之中去了。这样一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性，植根于自然必然性，理想社会亦成了一个如同自然界的变化一样的东两，必然地会在某一个时期到来。于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对于这一理想，便成了某种无有其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