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的大部分研究与教学都或明或暗地围绕五大基准时间①进行组织： ●1500年——欧洲到美洲和印度洋海上航线的开辟，首次缔造了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② ●1648年——在《奥格斯堡和约》中被编入法典的现代主权观念的产生，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确认并形成机制；③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课题(战争与和平的动力；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门学科；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多极到两极格局的转移，开始了新一轮世界权力的竞赛；⑤ ●1989年——(由全球化带来的)主权观念和冷战结束后(由单极)引发的极性(polarity)的动摇。 从偏重历史的角度来看，⑥1815年也可以计算在内，但重要性不及“五大”基准时间的重要程度。目前在安全研究次领域中，9·11也成为重要的基准时间。⑦ 确定基准时间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特征与结构尤为重要。有了基准时间，我们能够将历史划分为各个清晰可控的阶段。从原则上讲，基准时间的使用无可厚非——它们是简化历史的手段，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上。⑧然而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在对这些基本时间点进行选择和机制化的时候，很少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他们看上去并没有进行反思就在传播“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而产生的后果要么是让某些时间点比其他更为显要，要么将重要的历史动态一并忽略。例如，当前国际关系学的基准时间中没有一个出现在见证现代国际秩序崛起及制度化的“漫长的19世纪”当中。⑨更为普遍的是，尽管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在众多讨论中体现出经常无法有效划分历史阶段的弱点，它们依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教学中被反复使用。 基准时间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三：首先，它们是建构该学科自我认知的参照；其次，它们构成了其他学科审视国际关系的标识；再次，它们所关注的特定事件反过来突出了某些变革的动因。基准时间是否强调突出某事件，是否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与过程而非其他，这都有助于塑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⑩因为历史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各种事件与过程经常被重新评价，因此对基准时间的选择往往受到关键性再评价的影响。然而，选择并不在于是否需要使用基准时间，而在于某些基准时间是否有所帮助。在所有涉及历史的学科领域，基准时间在研究与教学中被用来划分界限，确定转折点并简化研究。简而言之：基准时间和理论一样重要——两者都是在突出某些事物的同时弱化他者的透镜。 我们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套基准时间无所助益，它们过度重视现代欧洲的经验，并使该学科过于密切地关注战争及其战后处理。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学术分析将国际关系从对现代西方历史的狭隘旨趣中解放出来，从而打破关于当前国际关系基本时间点的理解。(11)由于没有充分思考基准时间的内涵及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作用，结果使该学科视野更为狭窄，导致了避重就轻以及忽略或忽视许多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重大事件等后果。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基准时间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如何修正这套正统时间值得慎重对待。 本文分三步论述这一点。第一步，我们审视国际关系“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对其建构该学科的自我认知是否合适提出质问。第二步，分为两部分的启发式研究：首先，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寻找基准时间的标准；其次，将这些标准归结为该学科确立研究与教学方向的九种工具。这将把我们带往最后一步：根据基准时间的全球影响与长时段效应将其划分等级，明确这种评级方法是非固定的且需要不断地重估。在这一步中我们增加了从“漫长的19世纪”中提炼的新的基准时间，因为它们可以将被战争与和平所束缚的国际关系解脱出来，转向关注更为符合其核心主旨的宏观历史动态。此部分同时探讨了如何对变革深度与广度尚不清晰的最近事件的评价。 一、“正统的一套(基准时间)” 当看到“五大”基准时间时，我们立刻会对它们的当前主义(presentism)和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感到震惊。国际关系中三大首要基准时间都汇集在20世纪(1919年、1945年、1989年)，彼此间隔时间相对较短。其他早一些的两大基准时间(1500年、1648年)中间间隔较长，且与世界历史的联系缺乏持续性。也许历史的加速发展使得重大转折点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较近历史中的基准时间如此密集。然而，国际关系有着众所周知的当前主义的缺点，而这五大基准时间令人怀疑地倾向于两种观点：西方历史即世界史；国际关系是一战后形成的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学科。尽管1500年明显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但1648年也许最好仅被视为一次欧洲的地区性发展。为何如此突出大战？为何偏重某些战争而非其他？为何将18世纪英国占领印度以及公元前221年后中华帝国的持续统一排除在外？为什么没有人关注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多数重要动因之根源所在的19世纪“全球大变革”？ 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存在着某些讨论，但主要是围绕着1648年，并集中在该时间是否可以代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到目前为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该学科的知识基础，它通过确立教随国定的原则掀起了“主权革命”，成为现代国际秩序形成的“历史断层线”。(12)某些建构主义学者将威斯特伐利亚看做通过排他性领土权、不干涉和法律上平等实现了从封建他治(heteronomy)到现代主权原则的根本转折。(13)现实主义者、(14)英国学派理论家(15)和自由世界主义者(16)都对威斯特伐利亚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接下来的正统基准时间为1919年，因此1648年在国际关系中(也仅在国际关系中！)代表着以主权领土国家体系为形式的现代性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