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003-(19) 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但与此同时，随着波兰人民的不断反抗，“波兰问题”在19世纪俄国思想领域却愈发突出，最终成为彼时俄国文学界、思想界借以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契机。在19世纪俄波关系史上，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赫尔岑和巴枯宁等革命派的态度，他们与波兰革命者合作，始终强调俄波的共同敌人是沙皇专制①。“土地与自由社”曾在1862年与波兰革命者联系，秘密协商起义事宜。但事实上，或因距离，或因书刊检查以及民族情绪的缘故，革命派对波兰的看法在当时虽有一定市场，但在俄国影响有限②。现实中，真正影响巨大并推动官方出台对波兰政策的，应该是以卡特科夫(М.Н.Каков，1818-1887)为代表的俄国保守派③，以及以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Н.Н.С трахов，1828-1896)、阿克萨科夫(И.С.Аксаков，1823-1886)为首的新老斯拉夫派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从思想层面而言，正是他们与西欧舆论、及俄国侨民革命派的争论，激起了本国思想界对俄国民族身份的思考。但因资料及立场缘故，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保守派的言论往往语焉不详，使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仅有单方面呈现。这显然有失客观。笔者以1863年波兰起义为背景，重点分析俄国保守派、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由此揭示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看法，以资对照。 一、争论之始 1863年1月22日，波兰爆发了旨在反抗俄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大为震惊，调集重兵镇压。最终，波兰军队在十倍于己的兵力围困下陷于失败。对于这次事件，除了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当时就发表时事评论外，俄国思想界一开始对此并无明确观点。斯特拉霍夫回忆说：“彼得堡文学界自起义之日起几乎一致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或许甚至是因为从自己抽象的观点出发，准备直接同情起义者的要求。这种沉默激怒了莫斯科的爱国者和政府中有爱国情绪的人。他们感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与此刻国家利益相敌对的情绪，因而对这种情绪怀着正当的愤怒。”④“准备同情起义者的”，自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久受欧风西雨之影响，整天谈论自由民主等问题，对同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波兰抱有同情。不过限于局势，一贯激进的《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迫保持沉默。只有远在欧洲的赫尔岑在《警钟》(Колокол)上发文，反对沙皇政府对波兰的武力镇压。1863年4月1日《警钟》上刊登的赫尔岑的文章说：“我们站在波兰一边，因为我们是为了俄国；我们所以为波兰人讲话，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我们所以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罗斯自由；我们和波兰人站在一起，因为同一条锁链把我们两国锁在了一起。”⑤这显然是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与波兰人同列为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受迫害者。不过，由于海关检查等原因，这一类声音离俄国读者还是远了些，而且由于立场问题，在国内应者寥寥⑥。 真正引发“波兰问题”讨论的，是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批评家、政论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认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鼓励下开始积极参与文学评论工作。他们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三人在思想方面有许多相投之处，因此成为根基派(По 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核心。斯特拉霍夫在1863年4月份的《时报》(Время)上发表了署名为“俄罗斯人”的文章：《致命的问题》(Роковой вопрос)。虽然这不是思想界第一篇关于波兰事件的文章，但作者所持的立场引起了众多争议。文章从当时实际出发，指出思想界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波兰人起来反对我们，就是有文化的民族反对文化低、甚至没文化的民族。……波兰一开始与欧洲其他地区是平等的。它和西方民族一样接受了天主教，与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科学、艺术、文学及所有文明的领域，波兰常常关注欧洲其他国家并与之竞争，却从未把那些落后的、异端的国家视为自己人。”⑦在这里，所谓“落后的、异端的国家”指的就是俄国，这也成了后来有人攻击作者不但亲波兰，而且攻击俄罗斯之依据。 斯特拉霍夫认为“波兰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波兰人看俄国与俄国人看波兰。波兰人之所以非要从斯拉夫大家庭里分离出来不可，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认为自己从文化上隶属于欧洲，它不屑与俄国这种“野蛮落后”的国家为伍。作者认为波兰人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根据：首先，波兰接受的是天主教，有别于俄国的东正教，就在欧洲影响而言，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其次，“在科学、在艺术、在文学及在文明展现的一切中，它与欧洲大家庭中其他国家既友好又竞争，从未落后于其他国家或显得生疏。”⑧再次，由于波兰发达的文化及其天主教背景，使之成为西欧文化东扩的先锋，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于乌克兰等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批评家看来，“波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两种文化的矛盾，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在于西方与东方的冲突。“波兰人满怀真诚地自认为是文明的代表，他们与我们数世纪的斗争直接被视为欧洲文化与亚洲野蛮的斗争。”⑨值得一提的是，1869年的《朝霞》(Заря)杂志刊载了丹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的《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文，斯特拉霍夫正是该文的编辑。6年前斯特拉霍夫在《致命的问题》中所阐述的“文明冲突论”，在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