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在位期，下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城市拜占廷城旧址建设的新都君士坦丁堡落成。君士坦丁堡自落成后到4世纪末，曾受到过两次威胁，一是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的亲戚普罗柯匹乌斯(Procopius)发动叛乱；①二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后曾经受到哥特人的围攻。②除此以外，君士坦丁堡大致处于和平、安宁与繁荣之中，但是，4世纪末5世纪初盖伊纳斯(Gainas)③危机的爆发却凸显了为此前的安宁所掩盖的早期拜占廷帝国④存在的深层政治问题。 所谓盖伊纳斯危机，是指399-400年由于当时拜占廷帝国军队统帅盖伊纳斯干政而引发的一场严重政治危机。5—6世纪拜占廷史家对于盖伊纳斯危机的发生作了如下三种可谓“当代史”的考察与推断。第一种说法来自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西内西乌斯(Synesius)，他的文章暗示执事长官奥勒里安(Aurelian)与东方大区长官尤提凯安努斯(Eutychianus)之间，因对处理蛮族⑤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发生政治斗争，身为哥特人的军队统帅盖伊纳斯支持尤提凯安努斯的亲日耳曼人政策取向，由此造成一场危机。⑥第二种说法最为详细完整，来自非基督教徒史家尤纳匹乌斯(Eunapius)与左西莫斯(Zosimus)。根据他们的说法，盖伊纳斯认为自己长年征战而无赏，对现有地位感到不满，同时宦官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却得享高官厚禄，从而激起了他的愤怒。于是盖伊纳斯与哥特人特里比基尔都斯(Tribigildus)合谋，由后者率弗里基亚(Phrygia)的哥特人叛乱，并消灭了尤特罗匹乌斯所派遣的平乱军队，声称只有处置祸首尤特罗匹乌斯，才能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达成协议，要挟皇帝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395-408)处死了尤特罗匹乌斯，此后又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蹂躏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等地，皇帝被迫将盖伊纳斯的政敌奥勒里安、萨图尔尼乌斯(Saturninus)和约翰交给他处置。当盖伊纳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将士兵分散于城中各地以控制首都，后来又假装休养来到城外一处庄园，同时暗中准备进攻首都；但当他来到城下时，城内居民团结起来杀死了盖伊纳斯留在城内的士兵。盖伊纳斯在内战中失败，逃到多瑙河北岸后为匈人(the Huns)首领乌尔丁(Uldin)所杀。⑦第三种说法来自5世纪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与索佐门(Sozomen)。他们的叙述与左西莫斯大致相同，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特别强调上帝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们声称当盖伊纳斯控制了首都时，天空出现了巨大的彗星，发出前所未见的警告，盖伊纳斯派去焚烧宫殿的士兵受到以高大士兵形态出现的大批天使的阻止。⑧此外，对于盖伊纳斯的目的，苏格拉底认为他“企图控制罗马政府”，⑨索佐门则认为他觊觎皇权。⑩ 近现代史家中，爱德华·吉本在其传世名著中基本重复了左西莫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认为事件起因于盖伊纳斯与宦官尤特罗匹乌斯之间的权力之争。(11)布瑞继承西内西乌斯的看法，认为盖伊纳斯危机是帝国统治阶级中反日耳曼人派与亲日耳曼人派斗争的产物。(12)中世纪史学者科林斯认为盖伊纳斯危机起因于盖伊纳斯企图确立独裁权力，从而引起了反日耳曼人情绪。(13)国内史家中，陈志强认为盖伊纳斯危机的根源在于哥特人政治势力的增强激起了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廷贵族集团的恐惧，由此而来的冲突则清除了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而哥特贵族对拜占廷军政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14)徐家玲则认为危机起因于蛮族将领盖伊纳斯企图操纵国政。(15) 综上所述，盖伊纳斯危机一般被认为是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中反日耳曼人派与日耳曼人势力之间政争的结果。就这一观点而言，在当时的拜占廷帝国，无论是本土贵族还是外来的日耳曼人新贵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政治斗争也并不是单纯以民族划界的：盖伊纳斯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凯撒里奥斯(Kaisarios)正是反日耳曼人派领袖大贵族奥勒里安的兄弟，(16)在宫廷中深具影响力的贵族尤提凯安努斯也是盖伊纳斯的盟友；(17)而在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反哥特人暴动后领军剿灭盖伊纳斯残部的弗拉维图斯(Fravitus)则是哥特人将领。(18)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反哥特人暴动中，对哥特人的屠杀并非不加区别，被杀者几乎均为盖伊纳斯的属下和追随者。(19)从以上情况来看，与其将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这场暴动以及后续战斗称为“反哥特人”或“反日耳曼人”暴动，不如称为“反盖伊纳斯行动”可能更为贴切。东西方古今历史上，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军人干政的事例不胜枚举，其共通特征之一即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官，一旦掌握的权力过大，就有功高震主之嫌，难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实际上，盖伊纳斯危机正发生在他凭借军力完全掌控朝政之时，就此而言，前述5世纪史家索佐门称由于盖伊纳斯“觊觎皇位”而引起危机的说法可能更为接近其本质：姑且不论盖伊纳斯是否存有此念，他所掌握的权力本身就对皇权产生了实质性威胁。反日耳曼人情绪构成了此次危机呈现与发展的整体背景，文官与军人的冲突或是军人的野心则促成了深植于拜占廷帝国政体内部的军权与皇权矛盾的显性化。因此，为准确理解其中关系，有必要梳理反日耳曼人情绪出现的根源及其与上述军权—皇权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