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3-0100-09 陈澧是晚清岭南大儒，治学主张沟通汉宋，影响晚清学术既广且深，是民国以来学术史叙述中兼采汉宋之学的一大旗帜。前辈学人对于陈澧学说的研究已渐趋热门，对于其学说的流传及其反响虽未有专门研究，却可从各家自有主题的论著中发现东塾之学流传的大概脉络与学人反应的一定面相。①不过，若从历史演化的脉络出发，顺时考察陈澧学说在不同时期的流传，显现不同学人在不同时期的各异反应，疏证背后的立意及运思，可对此问题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今人多不注意当时学人对陈澧之学的认识在其身前、身后其实迥异其趣，而又脉络延续。在陈澧身前，学人最为重视的是其得自江浙学术真传的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而非其精心结撰的汉宋兼采之学。在其身后，由于张之洞的鼓吹，东塾汉宋兼采之学成为一时显学，陈澧与汉宋兼采似乎也合二为一。这也引起了一些学有本末的大儒名家辨析其中精微，他们对陈澧兼采汉宋之学多持批评态度，对陈澧中年以前的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却一致倾倒，环绕一圈，似又回到原点。抛开以大帅领袖学界的张之洞的干预及循风气之说，真正以学为主的学人对陈澧学说的认识其实极为一致，甚至与陈澧晚年自我评断同调，说明学术自身本有规律约束，与外在的鼓吹与权势无关。而从陈澧学说的流传尤其是学人的不同反响落脚，不仅是从前后左右深入认识陈澧学说的上好角度，也可显现同为所谓“兼采汉宋之学”的取径差异，更见其中落脚根基的深浅。 一、江浙门径与经史小学 陈澧学说，出自阮元引江浙学术入粤的学海堂。虽然陈澧在中年之后以沟通汉宋相号召，有意超越江浙学术而自成一家之学，可是陈澧身前之所以能够成名于五岭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出自江浙学术脉络的经史考证之学。有意思的是，这不仅是外界学人的认识，还是陈澧顺应风气的有意为之。 陈澧的后人称其“方弱冠，即以经术文章名于时，诸学长见所为文，皆叹赏之”。[1]大概与事实不符。陈澧自己承认少年雅好诗文，不喜经史考证之学。[2]真正“以经术文章名于时”，还是在入学海堂以后。陈澧在25岁时被选为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渐渐深入江浙学术门径，六年后因学问优于同辈而被补为学海堂学长，遂以经史之学进入岭南学术主流。 陈澧的经史之学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后人称澧学出于阮元而精纯过之不无道理。[3]陈澧身前的学术声名大体都与经史之学有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东高要人冯誉骥参加会试，次场《尚书题》为同律度量衡。冯氏“本郑注阴律阳律立说，余艺亦经义纷披，迥异常卷。房考某公惊异以示同校某编修”。此编修答道：“此必吾邑陈兰甫孝廉卷，最深经学者也。亟宜荐之以冀获售。”[4]虽为时人误判，实可见陈澧在岭南士人眼中精于经学之形象。道光二十九年，陈澧汇集经史考证之作刊刻《东塾类稿》一书，声名随渐流播于五岭之外。福建侯官人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兰甫所著《东塾类稿》，谈经之文，博而且精，多纠江慎斋、阮芸台、段懋堂诸家之失。妙辞奥义，发前人所未发。”[5] 同治二年(1863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抚粤期间，郭嵩焘恢复因经费短缺已停罢多年的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并增加学海堂的常备经费以保证此举得以延续，以此重振学海堂声势。[6]郭嵩焘在此其中，甚为倚重已隐然为岭南学界领袖的陈澧。“始至粤”，便马上拜访陈澧。[7]且聘陈澧总核广东舆地图事，旋邀其主持修志，[8]复荐其入都为国子先生。[9]郭嵩焘仰仗陈澧，或有用陈之意，确也不乏知人之见。②此时恰逢高心夔来粤，高与郭嵩焘言：“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耳矣。”郭嵩焘答道：“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不枉此行。”[10]高心夔为肃顺门下六子之一，又深得曾国藩赏识，既具干才又精小学，郭嵩焘在高氏之前作如此语，对陈澧可谓推重不遗余力。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幕府中的贵州名儒莫友芝通过丁日昌之手，将其新作《唐宋说文木部笺异》转赠陈澧。[11]此书为莫友芝用心之作，曾国藩《日记》记述莫友芝“新得唐人写本《说文》，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义，自作《校勘记》，比较孙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异同甚多，佳处不可胜数，大喜，以为天下之至宝也”。[12]莫友芝与陈澧20年前在京城书肆曾有一面之缘，20年后因缘于陈澧求陈旸《乐书》于丁日昌，莫友芝遂主动题篆，复赠考证《说文》之得意新作，主要便缘于高心夔等述陈澧精于小学、声律、地理考证之说。同治七年五月三日，莫友芝复陈澧谢其赠书之信，便说：“客皖口，曾于友人案头，见大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其贯穿古今，海内无匹。既识高足冯竹儒，又故人高碧湄(即高心夔，号碧湄，笔者注)经过，并娓娓道先生文行。”[13] 郭嵩焘、高心夔、莫友芝皆为或曾为曾国藩幕府中人，或许因为此层关系，曾国藩本人及其幕府中其他学人文士亦渐深知东塾之学。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曾幕府中粤人陈兰彬自京城归来，特意赠送陈澧所著“《声律通考》一种、《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一种”，两天后曾国藩“略一翻阅，服其精博”。[14]时曾国藩为同治中兴重臣，又为理学名臣，为中外学人所尊仰。加之曾氏气魄大能容人，内藤虎次郎即称“近时曾国藩开府得人尤盛”，[15]故其幕府能网罗汇聚各色人才。曾氏曾与幕府中友朋论学时，叹服陈澧《声律通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精审允当。[16]曾国藩如此推重陈澧的声律、地理考证之作，势必促进东塾经史考证之学的流传。需要注意的是，陈澧此时早已有意超越江浙学术，幡然以沟通汉宋为自己的学术精神宗旨，可见学人的评断与其自我认同之间是有距离的。有意思的是，陈澧虽有心弃去江浙旧辙，还是欲以自己早年经史考证的旧作在岭外搏誉，增强时人对其经史小学的接受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