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开军,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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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加快了向近代过渡的步伐。在史学转型的多种动力中,史学批评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其中蕴含的学术逻辑是,传统史学难以应对世变,于是新派史家起而攻击之,但新派史家怎样攻击旧史学,传统派史家又如何回应各种非议,这一连串的学术反应都少不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参与。在清季的这次史学变革与史学批评的互动中,出现了一种传统史学批评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载体,这就是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史学家开始了与报刊的首度联手,新派与旧派学者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考察它们与晚清史学批评的关系,对认知与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不无裨益。

       商榷型专文:学术论战的重要武器

       近代报刊在晚清的最后三四十年间逐渐成为史学家表达意见、发表著述的重要载体。许多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文章都首次公开发表于报刊上,并经由报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创刊号上登载的《史学总论》(1902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1902年),曾鲲化在《政艺通报》上刊出的《中国历史出世辞》(1903年),佚名在《大陆报》上发表的《近世世界史之观念》(1903年),刘师培(署名“无畏”)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新史篇》(1904年),佚名在《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论中国史乘之多诬》(1905年),陆绍明在《国粹学报》上登载的《论史学之变迁》(1905年)、《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1906年),蛤笑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史学刍论》(1908年)等。这类文章可以归属于商榷型史学批评论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也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引领了清末史学革命的风潮。

       清季的“无史”“有史”辩就是由商榷型专文出演主角的一场精彩的学术论战。这次论战正是以报刊为主阵地、以互相商榷为重要形式开展的。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①梁启超后来的“新史学”思想于此文中已初见端倪。1901年9月,梁启超署名“任公”在《清议报》第九十册和九十一册两期上连载《中国史叙论》,文章开门见山地批驳传统史学: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②

       这番话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其依据是中国传统史学只是记述朝代兴亡之事,类似于家谱,而不探求人类全体运动及其因果关系。翌年,梁启超又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史传”栏目刊出他的名作《新史学》的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主干——历代正史的评价更是语出惊人,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③从《变法通议》到《中国史叙论》再到《新史学》,五年之间,梁启超以大无畏的批判勇气对传统史学大加挞伐。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他的批评包含着一定的学术合理性,加上梁启超在政界和学界的大名,再凭借报刊的媒体优势,这些论点不胫而走,迅速在史学界传播,给中国传统史学沉重一击。

       在当时的史学界,赞同梁启超“无史”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如谓“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有中国历史乎?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④。这里所说的“世袭谱”、“相斫书”都是梁启超《新史学》中的标志性符号。无独有偶,在比较了“旧史氏”和“新史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后,晚清史学批评家邓实的思想天平也倾向了“新史氏”,他在《政艺通报》上撰文称:

       又闻之新史氏矣,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中国无史矣。⑤

       这里所说的“新史氏”是指梁启超。邓实从新史学的理论基点出发,发现在汗牛充栋的传统史书中找不到种族史、技艺史、外交史等新史学的特质,于是得出了“无史”的结论。

       在学术史上,当一种新的理论蓬勃而出之时,往往会有另一种相反的力量与之颉颃。反对“无史”论的史家,如陈黻宸等人也选择了以报刊为堡垒,与“无史”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鸣,至此,晚清史学批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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