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结构透视

——以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从人员为例

作 者:
潘崇 

作者简介:
潘崇,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讲师,安阳,455000,panch2008@163.com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76名随从人员,他们普遍关心时政且学有专门,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这一群体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并且取得功名者并不排斥接受新式教育,非科举入仕者亦不在少数,展示出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呈现新旧教育背景并立的格局,也展示出科举废除前相当数量读书人的教育选择和观念倾向已趋于多样化。上述现象的出现,既是科举停废、新式教育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新政改革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读书人积极入世的使命感。由于随从人员处在新旧知识结构转型的历史时期,其学力水平存在诸多不足,清末宪政改革面临的人才困境于此可见一斑。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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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戊戌时期废八股、改试策论到新政时期分科递减以至科举最终废除,清末科举停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读书人在这一时期如何进行教育选择,观念有何转向,人才结构在科举废除前呈现何种状态,仍有必要进行更细致的实证研究。①1905—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带的76名随从人员,大部分在25—40岁之间,他们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本文试图从个案角度分析该随从人员群体的选拔经过、教育背景、入选心态以及归国任用等情况,展示科举废除前读书人的教育选择、观念倾向,进而概括当时的新政人才结构状况。②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派遣载泽等随带人员出洋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国宪政,为清政府能否乃至如何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展示出清政府追求宪政的努力。国人对此“罔不欢欣鼓舞,佥谓将举行宪政”③,考察团人选受到舆论密切关注。关于随从人员的选拔过程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仅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考察政治大臣(简称“考政大臣”)负责随从人员的选拔,他们“环顾中外,甄采矜慎,各举所知,无敢以夤缘进者”④,对于各界保荐人员,“非素有政学资格之员不能滥竽请托”⑤,据笔者所见,自请随同考察者则并未获准。⑥其二,1905年9月24日考察团遭吴樾炸弹袭击,有研究指出,事后不少随从人员退出考察团主要是因为“看到出洋的危险”。⑦但也要注意到“随员各以人系”⑧,炸弹案后尚其亨、李盛铎取代徐世昌、绍英,徐、绍前选部分随从人员因此退出,如朱宝奎、程璧光因徐不再出行而退出。⑨亦有其他原因退出者,如萨荫图因受伤过重,金还为盛京将军赵尔巽临时奏调,南昌府知府沈曾植则需回任销差,将来主持编译考察团带回的书籍。⑩其三,总的看,舆论对素有声誉者加入考察团至为欢欣。《大陆》称此次选拔“几乎将京内外知名之士搜索一空”,并意识到这与考政大臣的努力密不可分,“有亲临其寓邀请再四始得者”。(11)

       见于考政大臣所记的历次奏调、咨调随从人员共65人,因故不能出行14人。最终入选随从人员共76人,25人不见于历次选拔名单,属于临时咨调。具体如下:

       8月28日,考政大臣会同奏调40人。京官20人:周树模、刘彭年、邓邦述、关冕钧、唐宝锷、熊希龄、麦鸿钧、杨道霖、柏锐、钱承、王伊、龙建章、关赓麟、李焜瀛、陆宗舆、;外官17人:王丰镐、温秉忠、刘若曾、施肇基、伍光建、关景贤、曹复赓、陈琪、岳昭燏、田吴炤、刘恩源、;军事人员3人:姚广顺、舒清阿、。标下划线者12人最终未能成行。稍后又陆续奏调8人:光裕、潘睦先、朱纶、陈毅、罗良鉴、恒晋、金焕章、唐文源。该8人全部加入戴鸿慈、端方考察团。

       吴樾案后随从人员多有更动,11月23日,考政大臣会同奏调17人:左秉隆、吴宗濂、严璩、陈恩焘、钱恂、冯国勋、段庆熙(前调段书云之子)、戢翼翚、杨寿楠、夏曾佑、姚鹏图、刘钟琳、冯祥光、管尚平、世善、李经畬、赵从蕃。其中世善、李经畬最终未能成行,除冯祥光、管尚平加入戴、端考察团,余加入载泽考察团。

       入选随从人员情况见表1、表2(各省随同派往考察者此处不计)。

      

      

      

      

      

       就区域分布而言,随从人员散布于13个省份,集中于江苏、直隶、广东、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福建、安徽、江西、广西、河南、四川、云南等省亦有分布,但新疆、甘肃、陕西、奉天、黑龙江等偏远地区则无。这种分布状况,凸显了科举教育及新式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参见表3:

      

       下面,对随从人员的教育背景、出洋前职任以及加入考察团的心态做一分析。

       第一,随从人员教育背景。

       (1)留学教育背景。载泽考察团确认具有留学背景者12人,占随从人员的27.91%,广东、福建各3人,江苏、直隶、浙江、湖北、湖南及旗籍各1人。戴、端考察团确认具有留学教育背景者12人,占随从人员的36.36%,广东5人、浙江3人、江苏2人、湖北及旗籍各1人。具有留学背景者占到随从人员的近1/3。具体来看,唐元湛、温秉忠为1873年派出的第二批留美幼童,陈恩焘、伍光建为1886年派出的首批官派留欧生,戢翼翚、唐宝锷为1896年派出的首批留日生,柏锐为同文馆1899年派出的第二届留英生,舒清阿为1901年派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二批留学生。遣使谕旨颁布前两天,清政府授予14名留学生功名,唐宝锷、钱承、戢翼翚授予进士出身,陆宗舆授予举人出身。(14)当中不少人颇著时名,如伍光建“中西学问皆精博,久负时名”(15);舒清阿“志识远大,于兵学研求有素”(16);田吴炤1899年赴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经学文学皆能讲求有得”,“学堂办法及一切教科书能译能读”(17);欧阳祺毕业于哈佛大学,长于公法,舆论称“此次调查宪法必能展其所长,为祖国造无疆之福”(18);严璩留学英国,“声名日益藉甚”(19);施肇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英法德文字及经济学、政治学、商务学、公法等课程,“历经考取优等”(20);《大公报》称陆宗舆“研究政法有素,此次调往考查各国政治必可收实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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