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中国迈入制度巨变时代，厥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唯旧制如何转轨，新制怎样孕生，各家所见不一。既往研究的关注面有三个差异：一是老辈学者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时，关注清廷的基本应对，侧重展示清廷军政制度腐朽一面；①二是近代经济史学者聚焦于军费支出总额以及与之相关的赋税结构变动等问题；②三是海内外学者检讨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间接涉及咸丰朝的权力变化。③详究近代制度嬗递脉络，合理选取觇测窗口非常关键。转换视野看，咸丰初年清廷对战区军费的筹措和拨济，恰好反映了清廷应急决策的能力，隐含着王朝财政酌拨制度转轨的内因，更清晰地折射出清代中央集权向外省放权的初始形态，既往研究中未经揭出的制度转轨“密钥”或由此而趋向明晰。 一、战局误判与倾力拨济 太平军起事，不但咸丰帝对敌对者茫然无知，前线统兵大员亦难得知对方底细。钦差大臣李星沅和专办广西军务大臣周天爵初期奏报，不但将拜上帝会称为“尚弟会”、“尚地会”，对太平军首领亦张冠李戴。④广西起义除太平军外，尚有各州县天地会众，形势极为严峻。咸丰帝派出的作战统帅均系骁勇干臣，截至咸丰元年(1851)四月初六日，清廷分8次调遣13600名将士，开赴广西战区，意在迅速歼灭太平军。⑤李星沅等人的战况捷报，不断向咸丰帝传递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因此拨济军费的谕旨坚信战事不可能旷日持久。⑥ 基于对战局的乐观判断，咸丰帝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之内，基本采取“先其所急，倾力筹济，尽量满足”的军费筹济理念，咸丰元年三月初八日的谕旨尤能反映其心态： 前有旨，饬部于江南、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筹拨各款银两，委员解赴广西。恐部文递到后，各省辗转筹商，委员又迁延就道，甚或以指拨之款藉词推诿，划扣抵算，往返尤迟。朕夙夜焦劳，粤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释。著陆建瀛、陆应谷、恭裕、骆秉章各将历次部拨军饷，已起解者沿途迅速催趱前行；未起解者，即日派委干练员弁，星驰解往，各按所拨银数，分起领运，务须接踵而至，源源接济。其临近省分，接到钦差大臣李星沅等飞咨拨饷，无论何项银两，一面先行速筹拨解，一面具折奏闻，不得以未奉谕旨，或未接部文，致有迟误……东省毗连更近，声息相闻，倘有迫不及待之需，徐广缙等务必于本省库款内，通融拨解，即系留支款项，亦应权其轻重，先尽解往，以济急用。⑦ 揣摩上述谕旨，可见咸丰帝深知外省办事拖沓的积习，不但部文下达到省辗转需时，各省接奉部文后，藩司、关道等与督抚往返筹商，往往迟缓；解饷委员装载实银，组织护送员弁就道趱行，在省内延搁数月乃常见之事。谕旨令在省大员加快解饷节奏，以应前线急需。咸丰帝以江南、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督抚承担解款任务，饷源相对可靠；更为逾格的是，战区邻近省份督抚大员须听命于钦差大臣李星沅咨调军费的指令，责令相关省份突破以往拘泥于谕旨和部文到达后才落实解款的常规。谕旨考虑到上述安排或仍有不够及时、足额之处，下令广东须承担特别责任，即便是本省留支款项，谕旨亦准其可以动用，迅速满足战区急需。清廷对军费筹济的态度由此得以体现。 开战一年半之内，清廷筹济军费的重心在广西战区，基本上采取“户部酌拨+内帑协济”的方式。就广西战区而言，咸丰帝倾力满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军费请求，尤能体现出清廷军费筹济的积极倾向。咸丰元年三月，钦派赛尚阿督战。赛尚阿是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事务的内阁首揆，位极人臣。⑧咸丰元年三月上旬，赛尚阿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湘桂交界防堵太平军，咸丰帝批令户部尽速筹拨100万两，并责令内务府广储司拨出内帑银100万两。⑨内务府备好100万两，⑩户部派员加班装运，两日之内全部封储完毕。(11)户部指拨100万两军费，相关省份亦积极落实。(12)赛尚阿尚未出京，谕旨已同意拨解军费总额及内帑合计达280万两。(13)赛尚阿开赴广西途中，又从两广总督徐广缙处获得广东关税100万两。(14) 这一时期，户部酌拨压力开始增大，接连不断的邀款章奏急如星火。户部尚书祁寯藻不断接到门生函禀，其中孙毓汶来函即称：“粤西贼氛愈炽，此后拨饷正繁，必须预筹接续之款。”(15)咸丰帝亦开始关注战时军费供支能力不足的问题。咸丰元年六月十四日，咸丰帝召见户部尚书裕诚，“上问拨济湖北要需，又询粤西军务年内若未能肃清，作何支应?”(16)司农酌拨能力下降，省际之间协解饷银亦开始受到影响，直隶省明显受到冲击。即便如此，咸丰帝仍期盼战事速捷，赛尚阿奏请增加广东关税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17) 根据赛尚阿和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的奏报，桂省战区已动用各省协济和内帑饷银524万余两，此时，两人均不再担心军费支绌：“现在大兵云集，支应浩繁，总算并计约可敷四五月之用……倘大股迅速殄灭，则各路无难一鼓歼擒，自可无虞支绌。”(18)谕旨也认为，桂省目前“军饷实数，足敷几月之用”。(19)然而，继赛、邹二人奏报后，十月初军营粮台仅剩10余万两，只得再次请求拨解内帑银200万两。谕旨令户部速议具奏。(20)这给户部出了一个难题。京师内外库向来分开收拨，虽有互相拨借之事，但一般不会数逾巨万。是否向内库借款，户部官员存在争议。部内有高官鉴于借款归还困难，主张不要轻易奏请借拨内帑，“议者或曰有内库可借，即□亦何尝不作此想?第思根本重地，区区数百万存积，岂堪孟浪借出?即万不得已而借，亦必须预筹归还之项”。(21)他断言部库无力归还内帑借款。 然而，部库开出的清单显示，在次年二月前，户部至少需要放款360余万两，而当时部库内正杂款项只有227万两(其中包括外省解款在途的72万两)。无奈之下，户部只得把解决赛尚阿200万两内帑的难题“推给”咸丰帝：“户部加班，入朝奏粤西请饷二百万。奉旨：拨内库百万，由部拨外省百万。”(22)至于户部筹拨的100万两军费，指定由四个地方筹解：广东30万两，山西30万两，河南20万两，两淮盐课银20万两。(23)筹济巨款虽暂时解决，但战事迟迟不决，户部对前线巨大军费开支不免产生疑问，王庆云被咸丰帝召见时，直言不讳提出：“京师八旗兵饷，每月不过四十余万，粤西调兵无多，即加以募勇，每月何至用七十万!”(24)户部责令广西巡抚彻查军费使用情况。(25)四十余日后邹氏答复，谓战区花费巨大，实因官兵不敷防剿需要，尚须募练大批壮勇以剪除各处余匪，全省官兵练勇总数在十万之外，军需品购置多在外地，物价飞涨，需费不赀，犒赏士兵和官兵补支等项难以截止，因而实际花费恐远超月计70万数额。(26)但这一答复并未列示支出细目，只是含糊解释。
